《史记》是由司马迁撰写的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记载了上自上古传说中的黄帝时代，下至汉武帝元狩元年间共3000多年的历史（哲学、政治、经济、军事等）。《史记》最初没有固定书名，或称“太史公书”，或称“太史公传”，也省称“太史公”。“史记”本是古代史书通称，从三国时期开始，“史记”由史书的通称逐渐成为“太史公书”的专称。《史记》与后来的《汉书》（班固）、《后汉书》（范晔、司马彪）、《三国志》（陈寿）合称“前四史”。刘向等人认为此书“善序事理，辩而不华，质而不俚”。与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并称“史学双璧”。
书名：	 史记
又名：	 “太史公书”，或称“太史公传”，也省称“太史公”
作者：	 司马迁
类别：	 历史
编史方法：	 纪传体
简介
《史记》一共130篇，52万余字，记载了上自中国上古传说中的黄帝时代，下至汉武帝（公元前122年），共3000多年的历史。作者司马迁以其“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史识，使《史记》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通史。作为通史，它不同于以前史书如《春秋》、《战国策》等只记载某一时期，而是上记轩辕，下至汉武帝太初年间，纵贯三千年，包罗万象，而又融会贯通，脉络清晰， 王迹所兴，原始察终，见盛观衰，论考之行事 （《太史公·自序》），所谓 “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 ，详实地记  《史记》录了上古时期我国举凡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等各个方面的发展状况。
《史记》对后世史学和文学的发展都产生了深远影响。其首创的纪传体编史方法为後来历代“正史”所传承。称为“二十四史”之首。作为纪传体，它又不同于以前史书所采用过的以年代先后为次序的编年体，或以地域为编限的国别体，而是以人物传记为中心来反映历史内容。这在史学体例上是影响极为深远的创举。从此以后，从班固的《汉书》到民国初期《清史稿》，近两千年间历代所修正史，尽管在个别名目上有某些增改，但最重要的 纪 、 传 ，都绝无例外地沿袭《史记》体例，而成为传统。同时，《史记》还被认为是一部优秀的文学著作，在中国文学史上有重要地位，被鲁迅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有很高的文学价值。
但必须特别指出的是，由于司马迁受时代的限制，《史记》也存在某些缺点与不足之处。例如，存在“天命”、灾异和历史循环论的神秘思想的影响。在《六国年表序》论述秦并天下的原因时，指出这是“天所助”的结果。在《天官书》中，记述各种特殊的自然天象时，常常与人事联系在一起，更多地表现了灾异的神秘思想。这些说明《史记》在“究天人之际”时，仍然没有完全摆脱“天人感应”神学思想的影响。
成书
纂修动机
一、秉承先父遗志
司马氏世代为太史，为继承孔子撰述《春秋》的精神，整理和论述上代历史。《隋书·经籍志》说：“谈乃据《左氏春秋》、《国语》、《世本》、《战国策》、《楚汉春秋》，接其后事，成一家之言。”可见司马谈有意继续编订《春秋》以后的史事。元封元年，汉武帝进行封禅大典，司马谈身为太史令，却无缘参与当世盛事，引为终生之憾，忧愤而死。他死前将遗志嘱咐儿子司马迁说：“今天子接千岁之统，封泰山，而余不得从行，是命也夫！余死，汝必为太史，无忘吾所欲论著矣……”司马迁则回答道：“小子不敏，请悉论先人所次旧闻。”可知司马迁乃秉承父亲的遗志完成史著。
而《史记》以《封禅书》为其八书之一，即见其秉先父之意。
二、继承《春秋》精神
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说：：“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此正暗示其有明道义，显扬志业人物的使命。
《春秋》的下限，到鲁哀公获麟之年，此后的史事就没有完整的史籍记载。司马迁是绍继《春秋》，并以汉武帝元狩元年“获麟”及太初元年改历下限，撰写史记。
然而，司马迁继承《春秋》，不仅是要形式上承继周公以来的道统，而且是重视《春秋》的性质，他在《太史公自序》说：“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敝起废，王道之大者也……《春秋》以道义，拨乱世，反之正，莫近于《春秋》。”
可见司马迁对“春秋之义”和“春秋笔法”心仪已久，这是他要承孔子的真意、秉承《春秋》褒贬精神，撰述《史记》。
三、肩负史家职责
司马谈早有整理上代历史的计划，可惜却“发愤而卒”，临终前叮嘱司马迁，认为“自获麟以来，史记放绝。今汉兴，海内一统，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甚多，司马迁身为太史公，有完成论载上代历史的任务。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也指出身为太史的职责说：“且余尝掌其官，废明圣盛德不载，灭功臣、世家、贤大夫之不述，隳先人之言，罪莫大焉。”因此，司马迁一心秉承先人世传及“述往事以思来者”的责任感，决意撰述《史记》。
在《报任安书》中也透露著述《史记》的目的，他说“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可见他不但要完成太史令的责任，更要尽史学家的职责。
作者
司马迁（公元前145年～公元前90年），西汉史学家、思想家、文学家。字子长，夏阳（今陕西韩城南芝川镇）人，一说龙门（今山西河津）人。著有《史记》，《汉书·艺文志》著录有《司马迁赋》八篇；《隋书·经籍志》有《司马迁集》一卷。
公元前145年（汉景帝中元五年），司马迁生于龙门。公元前140年（汉武帝建元元年），6岁，父亲司马谈任太史令。《太史公自序》：“谈为太史公，仕于建元元封之间。太史公既掌天官，不治民。”
据《史记》《太史公自序》所说，司马谈一直想效法孔子写作《春秋》的精神，写一部体系完整的史书，可惜他只作了一些准备的工作，便病逝于洛阳，临死之前，把他的理想事业，交给了儿子。司马迁在汉武帝时期担任太史公，负责史官，同时为完成父亲愿望，创作了《史记》，司马氏是世官担任太史，司马迁的历史创作一直到太初末，共有130篇，到他去世后终止。史学界认同司马谈参与了创作少数篇幅，但是从内容和笔法、体例的贡献看，该书基本都是司马迁创作，虽然缺失了万字，但大体保留了原貌。
司马迁早在20岁时，便离开首都长安踏遍名山大川，实地考察历史遗迹，了解到许多历史人物的遗闻轶事以及各地的民情风俗和经济生活。对以后编写《史记》有很大帮助。
《史记》还参考了众多典籍，如《左传》、《国语》、《世本》、《战国策》、《楚汉春秋》和诸子百家等，同时参考档案、民间古文书籍。
成书
公元前136年（汉武帝建元五年），10岁，在夏阳耕读。《太史公自序》：“耕牧河山阳，年十岁，则诵古文。”
公元前135年（汉武帝建元六年），11岁。窦太后死，汉武帝罢黜黄老之言，发动尊儒。
公元前134年（汉武帝元光元年），12岁。是年董仲舒上“天人三策”。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司马迁时在夏阳耕读，时在长安求学。
公元前127年（汉武帝元朔二年），19岁，从夏阳迁居长安。从孔安国学《尚书》，从董仲舒学《春秋》。孔安国为侍中。
公元前126年（汉武帝元朔三年），20岁，开始外出游历，回长安后，为汉武帝近侍郎中，随汉武帝到过平凉、崆峒，又奉使巴蜀。
公元前110年（汉武帝元封元年），36岁。汉武帝封禅泰山，司马谈病死洛阳。司马迁到泰山参加封禅。
公元前108年（汉武帝元封三年），38岁，正式做太史令，一边整理史料，一边参加改历。
公元前104年（汉武帝太初元年），42岁，《太初历》完成，开始编写《史记》。
公元前99年（汉武帝天汉二年），47岁，汉武帝攻打匈奴，骑都尉李陵投降。司马迁为其辩护，下狱，遭宫刑。(不过《史记》一半左右都是在他入狱的时间中完成的)
公元前96年（汉武帝太始元年），50岁，汉武帝改元大赦。司马迁出狱后当了中书令。
公元前91年（汉武帝征和二年），55岁，《史记》全书完成。
续补
据司马迁说，《史记》有本纪十二篇，表十篇， 书八篇，世家三十篇，列传七十篇，共一百三十篇。
班固在《汉书·司马迁传》中提到《史记》缺少十篇。卫宏给《汉书旧仪》这本书作注，说道：“司马迁作《景帝本纪》，极言其短及武帝过，武帝怒而削去之”，三国魏张晏指出这十篇是《景帝本纪》、《武帝本纪》、《礼书》、《乐书》、《律书》、《汉兴以来将相年表》、《日者列传》、《三王世家》、《龟策列传》、《傅靳蒯列传》。“《史记》所出，年止太初，其后刘向，向子欲，及诸好事者，若冯商，卫衡，扬雄，史岑，梁审，肆仁，晋冯，段肃，金丹，冯衍，韦融，萧奋，刘恂等相继撰续，迄于哀平间，尤名《史记》”。后人大多数不同意张晏的说法，但《史记》残缺是确凿无疑的。
今本《史记》也是一百三十篇，有少数篇章显然不是司马迁的手笔，汉元帝、汉成帝时的博士褚少孙补写过《史记》，今本《史记》中“褚先生曰”就是他的补作。其中《武帝纪》、《三王世家》、《龟策列传》和《日者列传》四篇由汉博士褚少孙补缺。
《汉书·艺文志》载冯商续补《太史公》七篇，韦昭注云冯商“受诏续《太史公书》十余篇”，刘知几认为续补《史记》的不只是褚、冯两家，而有十五家之多。
传播
司马迁创作的《史记》比较广泛地传播流行，大约是在东汉中期以后。成为司马迁著作的专称，也开始于这个时候。据现知材料考证，最早称司马迁这部史著为《史记》的，是东汉桓帝时写的《东海庙碑》。在这以前，《史记》都称为《太史公书》、《太史公记》和简称“太史公”。
《史记》有两部，一部在司马迁的工作场所，在宫廷，副本在家中，在汉宣帝时期，司马迁的外孙杨恽开始把该书内容向社会传播，但是篇幅流传不多，很快就因为杨恽遇害中止。
《史记》成书后，由于它“是非颇谬于圣人，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贱贫，此其所蔽也。”（《汉书·司马迁传》），被指责为对抗汉代正宗思想的异端代表。因此，在两汉时，《史记》一直被视为离经叛道的“谤书”，不但得不到应有的公正评价，而且当时学者也不敢为之作注释。
在西汉即使诸侯都没有全版的《太史公书》，东平王向朝廷要求赏赐宫廷中的《太史公书》也遭到拒绝。因为《史记》中有大量宫廷秘事，西汉严禁泄露宫廷语，因此只有宫廷人员才能接触到该书。汉宣帝时褚少孙在宫廷中阅读该书，其中已经有些篇幅不对宫廷官员开放，到班固父子时，宣称缺少了十篇，班固家被皇室赐予《太史公书》副本，其中也少了十篇。
东汉朝廷也曾下诏删节和续补《史记》。《后汉书·杨终传》云，杨终“受诏删《太史公书》为十余万言”。表明东汉皇室依然不愿全部公开《史记》，只让杨终删为十多万字发表。被删后仅十余万言的《史记》，在汉以后即失传，以后一直流传的是经续补的《史记》。
唐初，《隋书·经籍志》在介绍《史记》、《汉书》的流传时说：“《史记》传者甚微”，司马贞说“汉晋名贤未知见重。”（《史记索隐》序）
汉晋时期对《史记》也有一些积极的评价，如西汉刘向、扬雄“皆称迁有良史之材，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汉书·司马迁传》）西晋华峤也说：“迁文直而事核。”（《后汉书·班彪传论》。据李贤注，此句为“华峤之辞”。）
在晋代，也有人从简约的角度夸奖《史记》。张辅说：“迁之著述，辞约而事举，叙三千年事唯五十万言。”（《晋书·张辅传》）这些评价虽然不错，但在今天看来，却还远不足以反映出《史记》的特殊地位，因为得到类似评价的史书并不止《史记》一家。如《三国志》作者陈寿，“时人称其善叙事，有良史之才。”（《晋书·陈寿传》）南朝刘勰说“陈寿三志，文质辨恰。”（《文心雕龙·史传》）华峤所撰《后汉书》在西晋也颇受好评，时人以为“峤文质事核，有迁固之规，实录之风”。（《晋书·华峤传》）至于说到简约，那也不是《史记》独有的，如“孙盛《阳秋》，以约举为能”，（《文心雕龙·史传》）干宝《晋纪》，“其书简略，直而能婉，咸称良史”。（《晋书·干宝传》）总之，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人们并没有把《史记》看得很特殊。
唐朝时，由于古文运动的兴起，文人们对《史记》给予了高度的重视，当时著名散文家韩愈、柳宗元等都对《史记》特别推崇。
宋元之后，欧阳修、郑樵、洪迈、王应麟各家，以及明朝的公安派、清朝的桐城派，都十分赞赏《史记》的文笔。于是《史记》的声望与日俱增，各家各派注释和评价《史记》的书也源源不断出现。
《史记》
体例
全书共一百三十篇，有十二本纪、十表、八书、三十世家、七十列传，五十二万六千五百一十五字。其中的本纪和列传是主体。
“本纪”是全书提纲，按年月时间记述帝王的言行政绩。
“表”用表格来简列世系、人物和史事。
“书”则记述制度发展，涉及礼乐制度、天文兵律、社会经济、河渠地理等诸方面内容。
“世家”记述子孙世袭的王侯封国史迹和特别重要人物事迹。
“列传”是帝王诸侯外其他各方面代表人物的生平事迹和少数民族的传记。
文章
《史记》的文章可分成两个部分：前面的正文是人物的生平描述，这部分皆以代表性事件或逸事衔接交杂而成；正文后面会加上作者的评论或感想，通常以“太史公曰”为起头，内容或有作者的个人经历，或有对人物的评价，或有收集资料的过程，但仍以评论题材人物的性格与行事为主，这也呼应司马迁在自序中“究天人之际”的写作目标。
篇目
本纪（记历代帝王政绩）
卷数	篇名
十二本纪
实际上就是帝王的传记，因为帝王是统理国家大事的最高的首脑，为他们作纪传而名之曰“本纪“，正所以显示天下本统之所在，使官民行事都有一定的纲纪的缘故。同时，也是全书的总纲，是用编年体的方法记事的。在“本纪”的写作中，司马迁采取了详今略远的办法，时代愈远愈略，愈近愈详。
史记卷一	五帝本纪第一
史记卷二	夏本纪第二
史记卷三	殷本纪第三
史记卷四	周本纪第四
史记卷五	秦本纪第五
史记卷六	秦始皇本纪第六
史记卷七	项羽本纪第七（虽非皇帝，司马迁以“在权不在位”之名将之编入。）
史记卷八	高祖本纪第八
史记卷九	吕太后本纪第九（不列名义上的天子汉惠帝本纪，理由与项羽同）
史记卷十	孝文本纪第十（原篇己阙，从《汉书》补）
史记卷十一	孝景本纪第十一（原篇己阙，从《汉书》补）
史记卷十二	孝武本纪第十二（原篇名为《今上本纪》，原文己阙，褚少孙据《封禅书》补并改篇名）
​	三皇本纪（司马贞补，有些版本收录此篇）
表（大事年表）
卷数	篇名
十表
用表格来简列世系、人物和史事
史记卷十三	三代世表第一
史记卷十四	十二诸侯年表第二
史记卷十五	六国年表第三
史记卷十六	秦楚之际月表第四
史记卷十七	汉兴以来诸侯王年表第五
史记卷十八	高祖功臣侯者年表第六
史记卷十九	惠景闲侯者年表第七
史记卷二十	建元以来侯者年表第八
史记卷二十一	建元已来王子侯者年表第九
史记卷二十二	汉兴以来将相名臣年表第十
书（记各种典章制度记礼、乐、音律、历法、天文、封禅、水利、财用）
卷数	篇名
八书
记载历代朝章国典，以明古今制度沿革的专章。班固《汉书》改称“志”，成为通例。“书”的修撰，为研究各种专门史提供了丰富的资料。
史记卷二十三	礼书第一（已残，仅存篇首“太史公曰”以下的引言。取荀子的《礼论》及《议兵》来代替正文）
史记卷二十四	乐书第二（已残，仅存篇首“太史公曰”以下的引言。取《礼记》《乐记》代替正文）
史记卷二十五	律书第三
史记卷二十六	历书第四
史记卷二十七	天官书第五
史记卷二十八	封禅书第六
史记卷二十九	河渠书第七
史记卷三十	平准书第八
世家（记诸侯国和汉代诸侯、勋贵兴亡）
卷数	篇名
三十世家
记载诸侯国之事。诸侯开国承家，子孙世袭，从西周的大分封开始，发展到春秋、战国，各诸侯国先后称霸称雄，盛极一时，用“世家”体裁记述这一情况，是非常妥当的。
司马迁把孔子和陈涉也列入“世家”是一种例外。孔子虽非王侯，但却是传承三代文化的宗主，更何况汉武帝时儒学独尊，孔子是儒学的创始人，将之列入“世家”也反映了思想领域的现实情况。
史记卷三十一	吴太伯世家第一
史记卷三十二	齐太公世家第二
史记卷三十三	鲁周公世家第三
史记卷三十四	燕召公世家第四
史记卷三十五	管蔡世家第五
史记卷三十六	陈杞世家第六
史记卷三十七	卫康叔世家第七
史记卷三十八	宋微子世家第八
史记卷三十九	晋世家第九
史记卷四十　	楚世家第十
史记卷四十一	越王勾践世家第十一
史记卷四十二	郑世家第十二
史记卷四十三	赵世家第十三
史记卷四十四	魏世家第十四
史记卷四十五	韩世家第十五
史记卷四十六	田敬仲完世家第十六
史记卷四十七	孔子世家第十七
史记卷四十　	陈涉世家第十八
史记卷四十九	外戚世家第十九
史记卷五十　	楚元王世家第二十
史记卷五十一	荆燕世家第二十一
史记卷五十二	齐悼惠王世家第二十二
史记卷五十三	萧相国世家第二十三
史记卷五十四	曹相国世家第二十四
史记卷五十五	留侯世家第二十五
史记卷五十六	陈丞相世家第二十六
史记卷五十七	绛侯周勃世家第二十七
史记卷五十八	梁孝王世家第二十八
史记卷五十九	五宗世家第二十九
史记卷六十　	三王世家第三十
列传（记重要人物的言行事迹，主要叙人臣，其中最后一篇为自序）
卷数	篇名
七十列传
记载帝王、诸侯以外的各种历史人物。有单传，有合传，有类传。
单传是一人一传，如《商君列传》、《李斯列传》等。
合传是记二人以上的，如《管晏列传》、《老庄申韩列传》等。
类传是以类相从，把同一类人物的活动，归到一个传内，如《儒林列传》、《循吏列传》、《刺客列传》等。
司马迁把当时我国四周少数民族历史情况也用类传形式记载下来，如《匈奴列传》、《朝鲜列传》、《大宛列传》等。
史记卷六十一　	伯夷列传第一
史记卷六十二　	管晏列传第二
史记卷六十三　	老子韩非列传第三
史记卷六十四　	司马穰苴列传第四
史记卷六十五　	孙子吴起列传第五
史记卷六十六　	伍子胥列传第六
史记卷六十七　	仲尼弟子列传第七
史记卷六十八	商君列传第八
史记卷六十九　	苏秦列传第九
史记卷七十	张仪列传第十
史记卷七十一　	樗里子甘茂列传第十一
史记卷七十二　	穰侯列传第十二
史记卷七十三　	白起王翦列传第十三
史记卷七十四　	孟子荀卿列传第十四
史记卷七十五　	孟尝君列传第十五
史记卷七十六　	平原君虞卿列传第十六
史记卷七十七　	魏公子列传第十七
史记卷七十八　	春申君列传第十八
史记卷七十九　	范睢蔡泽列传第十九
史记卷八十　	乐毅列传第二十
史记卷八十一　	廉颇蔺相如列传第二十一
史记卷八十二　	田单列传第二十二
史记卷八十三　	鲁仲连邹阳列传第二十三
史记卷八十四　	屈原贾生列传第二十四
史记卷八十五　	吕不韦列传第二十五
史记卷八十六　	刺客列传第二十六
史记卷八十七　	李斯列传第二十七
史记卷八十八　	蒙恬列传第二十八
史记卷八十九　	张耳陈余列传第二十九
史记卷九十　	魏豹彭越列传第三十
史记卷九十一　	黥布列传第三十一
史记卷九十二　	淮阴侯列传第三十二
史记卷九十三　	韩信卢绾列传第三十三
史记卷九十四　	田儋列传第三十四
史记卷九十五　	樊郦滕灌列传第三十五
史记卷九十六　	张丞相列传第三十六
史记卷九十七　	郦生陆贾列传第三十七
史记卷九十八　	傅靳蒯成列传第三十八
史记卷九十九　	刘敬叔孙通列传第三十九
史记卷一百　	季布栾布列传第四十
史记卷一百一　	袁盎晁错列传第四十一
史记卷一百二　	张释之冯唐列传第四十二
史记卷一百三　	万石张叔列传第四十三
史记卷一百四　	田叔列传第四十四
史记卷一百五　	扁鹊仓公列传第四十五
史记卷一百六　	吴王濞列传第四十六
史记卷一百七　	魏其武安侯列传第四十七
史记卷一百八　	韩长孺列传第四十八
史记卷一百九　	李将军列传第四十九
史记卷一百十　	匈奴列传第五十
史记卷一百十一	卫将军骠骑列传第五十一
史记卷一百十二	平津侯主父列传第五十二
史记卷一百十三	南越列传第五十三
史记卷一百十四	东越列传第五十四
史记卷一百十五	朝鲜列传第五十五
史记卷一百十六	西南夷列传第五十六
史记卷一百十七	司马相如列传第五十七
史记卷一百十八	淮南衡山列传第五十八
史记卷一百十九	循吏列传第五十九
史记卷一百二十	汲郑列传第六十
史记卷一百二十一　	儒林列传第六十一
史记卷一百二十二　	酷吏列传第六十二
史记卷一百二十三　	大宛列传第六十三
史记卷一百二十四　	游侠列传第六十四
史记卷一百二十五　	佞幸列传第六十五
史记卷一百二十六　	滑稽列传第六十六
史记卷一百二十七　	日者列传第六十七（未阐述诸侯国之俗，仅记司马季主之事。）
史记卷一百二十八　	龟策列传第六十八
史记卷一百二十九　	货殖列传第六十九
史记卷一百三十	太史公自序第七十
特色
精妙的叙事艺术
1.五体会通。综合前代史书中各种体例，创立了纪传体的通史。八书、十表、十二本纪、三十世家、七十列传，形成从横交错的舒适结构。
2.人物编排名实兼顾，以类相从。《史记》各层次人物传记的排列是以时间为序，但又兼顾各传记之间的内在联系，遵循着以类相从的原则。
3.追根求源，详因略果。
4.条理清晰。
精彩的人物刻画
1.平民入传。
2.个性鲜明。
3.多维透视。
4.旁现侧出。旁现侧出法，又称为“互现法”，即在一片传记中着重表现他的主要特征，而其他方面的性格特征则放在别人的传记中显示。如《高祖本纪》中主要写刘邦带有奇异色彩的发迹史，以及他的雄才大略、知人善任，对他的弱点则没有充分展示。而在其他人的传记中却使人看到刘邦形象的另外一些侧面。
悲壮的风格特征
1.宏廓画面和深邃意蕴。
2.浓郁的悲剧气氛。
3.强烈的传奇色彩。
贡献
史学
一、建立杰出的通史体裁
《史记》是中国史学史上第一部贯通古今，网罗百代的通史名著。正因为《史记》能够会通古今撰成一书，开启先例，树立了榜样，于是仿效这种体裁而修史的也就相继而起了。通史家风，一直影响着近现代的史学研究与写作。
二、建立了史学独立地位
我国古代，史学是包含在经学范围之内没有自己的独立地位的。所以史部之书在刘歆的《七略》和班固的《艺文志》里，都是附在《春秋》的后面。自从司马迁修成《史记》以后，作者继起，专门的史学著作越来越多。于是，晋朝的荀勖适应新的要求，才把历代的典籍分为四部：甲部记六艺小学，乙部记诸子兵术，丙部记史记皇览，丁部记诗赋图赞。从而，史学一门，在中国学术领域里才取得了独立地位。饮水思源，这一功绩应该归于司马迁和他的《史记》。
三、建立了史传文学传统
司马迁的文学修养深厚，其艺术手段特别高妙。往往某种极其复杂的事实，他都措置的非常妥贴，秩序井然，再加以视线远，见识高，文字生动，笔力洗炼，感情充沛，信手写来，莫不词气纵横，形象明快，使人“惊呼击节，不自知其所以然”。（《容斋随笔·史记简妙处》）
文化
京剧《赵氏孤儿》　　《史记》对古代的小说、戏剧、传记文学、散文，都有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首先，从总体上来说，《史记》作为我国第一部以描写人物为中心的大规模作品，为后代文学的发展提供了一个重要基础和多种可能性。
《史记》所写的虽然是历史上的实有人物，但是，通过“互见”即突出人物某种主要特征的方法，通过不同人物的对比，以及在细节方面的虚构，实际把人物加以类型化了。
在各民族早期文学中，都有这样的现象，这是人类通过艺术手段认识自身的一种方法。只是中国文学最初的类型化人物出现在历史著作中，情况较为特别。
由此，《史记》为中国文学建立了一批重要的人物原型。在后代的小说、戏剧中，所写的帝王、英雄、侠客、官吏等各种人物形象，有不少是从《史记》的人物形象演化出来的。
小说
在小说方面，除了人物类型，它的体裁和叙事方式也受到《史记》的显著影响。中国传统小说多以“传”为名，以人物传记式的形式展开，具有人物传记式的开头和结尾，以人物生平始终为脉络，严格按时间顺序展开情节，并往往有作者的直接评论，这一切重要特征，主要是渊源于《史记》的。
后世小说多以《史记》为取材之源。其中比较典型的有冯梦龙的《东周列国志》、孙皓晖的《大秦帝国》和寒川子的《战国纵横》。
戏剧
京剧《霸王别姬》　　戏剧方面，由于《史记》的故事具有强烈的戏剧性，人物性格鲜明，矛盾冲突尖锐，因而自然而然成为后代戏剧取材的宝库。
据傅惜华《元代杂剧全目》所载，取材于《史记》的剧目就有180多种。 据李长之统计，在现存132种元杂剧中，有16种采自《史记》的故事。其中包括《赵氏孤儿》这样的具有世界影响的名作。已经失传的类似作品，当然更多。到后来的京剧中，仍然有许多是取材于《史记》的，如众所周知的《霸王别姬》等。
宋元时期，随着中国戏剧的形成与成熟，《史记》的内容与艺术也影响到戏剧创作。例如宋元戏文有《赵氏孤儿报冤记》；元明杂剧有《冤报冤赵氏孤儿》（元·纪君祥）、《卓文君私奔相如》（明·朱权）、《灌将军使酒骂座记》（明·叶宪祖）；。明清传奇有《窃符记》、《易水歌》（清·徐沁）；地方戏及新编历史剧有《搜孤救孤》（京剧）、《卧薪尝胆》（汉剧越剧）、《和氏璧》（同州梆子）、《完璧归赵》（京剧）、《鸿门宴》（京剧 川剧汉剧 秦腔）、《萧何月下追韩信》（京剧 川剧 汉剧 秦腔）、《霸王别姬》（京剧）、《大风歌》（话剧）。
传记文学
在传记文学方面，由于《史记》的纪传体为后代史书所继承，由此产生了大量的历史人物传记。
虽然，后代史书的文学性显著不如《史记》，但其数量既浩如瀚海，如果将其中优秀传记提取出来，也是极为可观的。
此外，史传以外的别传、家传、墓志铭等各种形式的传记，也与《史记》所开创的传记文学传统有渊源关系。
版本
《史记》版本大致分出4系。
第一系为宋刻十行本。
第二系约有4种，分别为南宋绍兴年间杭州十四行刊本；南宋孝宗年间建阳刊本；南宋绍兴十年朱中奉刊十二行本；南宋绍兴年间淮南东路转运使司刻九行本。
第三系为集解索隐二家注本，现存2种，一种是南宋淳熙二年张杅刻本，一种则是南宋淳熙八年耿秉重刻张杅本。
第四系现存最早的是南宋乾道七年蔡梦弼刻二家注本，此后又分为2支。第一支较为简单：南宋庆元二年建阳黄善夫刊三家注本、元彭寅翁刻本、明廖铠刻本、明柯维熊刻本、明王延喆刻本、明秦藩刻本、清同治年间崇文书局覆刻王延喆刻本、清同治年间金陵书局刻张文虎校本。第二支较为复杂，这一支的起头是蒙古中统二年刻本，由中统本出的有明游明刻本、明建阳慎独斋刻本、明建宁官刊本以及元大德年间刻本。而从大德本又分出明南京国子监刻本和北京国子监刻本。而清乾隆四年武英殿刻本则从北监本出。
此外还有一系即明末汲古阁十七史本，此本为单集解本，据说源自宋刻，但具体底本不详，据此本重刻的则有清同治年间五局合刻二十四史本（金陵书局刻）。
名篇名句
十大名篇
梁启超指定的史记“十大名篇”分别是：
《史记》 中华书局版　　“大江东去楚王流芳”——《项羽本纪》
“礼贤下士威服九州”——《信陵君列传》
“文武双雄英风伟概”——《廉颇蔺相如列传》
“功成不居不屈权贵”——《鲁仲连邹阳列传》
“旷世奇才悲凉收场”——《淮阴侯列传》
“官场显形栩栩如生”——《魏其武安侯列传》
“戎马一生终难封侯”——《李将军列传》
“汉匈和亲文化交融”——《匈奴列传》
“商道货殖安邦定国”——《货殖列传》
“史公记史千古传颂”——《太史公自序》
《史记志疑》(清朝·梁玉绳)
传世名句
项庄舞剑，意在沛公。《史记·项羽本纪》
人为刀俎，我为鱼肉。《史记·项羽本纪》
大行不顾细谨，大礼不辞小让。《史记·项羽本纪》
众口铄金，积毁销骨。《史记·张仪列传》
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史记·李将军列传》  《史记校正》 王叔岷失之毫厘，谬以千里。《史记·太史公自序》
匈奴未灭，无以家为。《史记·卫将军骠骑列传》
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史记·陈涉世家》
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哉。《史记·陈涉世家》
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史记·高祖本纪》
良药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史记·留侯世家》
不鸣则已，一鸣惊人；不飞则已，一飞冲天。《史记·滑稽列传》
智者千虑，必有一失；愚者千虑，必有一得。《史记·淮阴侯列传》
研究
“三家注”
宋元之后，《史记》的声望与日俱增，各家各派注释和评价《史记》的书也源源不断出现。其中最有影响的是俗称“三家注”的《史记集解》（刘宋时裴骃(裴松之子)注）、《史记索隐》（唐司马贞）、《史记正义》（唐张守节）。  《史记探源》(清朝·崔适)司马贞，字子正，唐河内（今沁阳）人。开元中官至朝散大夫，宏文馆学士，主管编纂、撰述和起草诏令等。唐代著名的史学家，著《史记索隐》三十卷，世号“小司马”。司马贞以《史记》旧注音义年远散失，乃采摭南朝宋徐广《史记音义》、裴骃《史记集解》、齐邹诞生《史记集注》、唐刘伯庄《史记音义》、《史记地名》等诸家的注文，参阅韦昭、贾逵、杜预、谯周等人的论著、间己见，撰成对后世很有影响的史学名著《史记索隐》，该书音义并重，注文翔实，对疏误缺略补正颇多，具有极高的史学研究价值。后世史学家誉称该书“价值在裴、张两家之上。”
研究专著
自宋朝以后，研究《史记》的著述增多，较有代表性的如清朝梁玉绳的《史记志疑》、崔适的《史记探源》、张森楷的《史记新校注》、日本学者泷川资言的《史记会注考证》，以及清朝赵翼的《廿二史札记》和王鸣盛《十七史商榷》的有关部分，都是重要的参考书籍。
张文虎著《校刊史记集解索隐正义札记》一书对《史记》的史文及注文进行了精审的校订。他根据钱泰吉的校本和他自己所见到的各种旧刻古本和时本，择善而从，兼采诸家，金陵局本就是经过他的校考之后刊行的。
自汉代至清代，《史记》的研究专著达101部，单篇论文1435篇，囊括了名物典章、地理沿革、文字校勘、音韵训诂、版本源流以及疏解、读法、评注等领域。方法是抄摄材料，排比引证，基本是微观的甲说乙说的“文献”研究。
日本学者泷川资言撰《史记会注考证》，《考证》资料比较详实。各种版本《史记》包括标点本多只附录三家注，《考证》则以金陵书局本为底本，引录三家注以来有关中日典籍约一百二十多种，其中国人著作一百零几种，日人著作二十几种，上起盛唐，下迄近代，别择缀辑于注文中，时加审辨说明，将一千二百年来诸家众说，以事串联，较为系统地介绍出来，大大节省搜检群书之劳，为研究者提供极大方便，显然比三家注优越。
清王鸣盛《十七史商榷》和清赵翼《廿二史札记》中有关前四史部分，清梁玉绳《史记志疑》，清郭嵩焘《史记札记》，清沈家本《史记琐言》，近人陈直《史记新证》。上述诸书中，清人之作以钱大昕、梁玉绳、郭嵩焘之作最为特出。近人陈直之作，则多取甲骨文、金文及秦汉权量、石刻、竹简、铜器、陶器之铭文印证《史记》，独辟蹊径，创获尤多。因所著《汉书新证》成书在前，《史记新证》稿中关于汉武帝以前西汉史之考证与之重复者，均已删去。汇集《史记》各家注释考订之作，有近人张森楷《史记新校注稿》，成书于二十年代，惜未定稿。1967年由杨家骆编纂整理，交由台湾中国学典馆筹备处印行，但文有残缺。南京图书馆收藏有张森楷《史记新斠注》稿本。
20世纪以来,司马迁与《史记》的学术研究队伍日益壮大，学者除了对司马迁生年、生平、家世和《史记》的名称、断限、体制、取材、篇章残缺与补窜、义例等具体问题的考证之外,更加扩展了《史记》的综合集成研究。历史唯物主义和历史进化论影响了一个世纪的学者，他们以文献为本,汲取本土考古学成果，结合西方史学学理与方法,考证精严，论断谨慎,逻辑分析严密，极大地推动了大陆《史记》从"史料学"到"《史记》学"的进展,突破性成果较多。例如王国维首用甲骨文、金文证明《史记》记载的三代历史为可信，从王国维与郭沫若同用汉简考证司马迁的生年到陈直的《史记新证》,都可看出考古文献得到了极大利用。而这一百年的考据研究主要集中于司马迁的行年、《史记》疑案、马班异同考论、《史记》与公羊学、《史记》三家注等领域。学者借鉴西方心理学、社会学、民族学、民俗学的学理，又带动了司马迁人格与社会、民族、民俗思想的更进一层研究。
工具书
有关《史记》的工具书，以《史记研究的资料和论文索引》最为有用。索引内容，包括版本、目录、题解、关于《史记》全书及各个部分的研究、司马迁生平事迹及其学术贡献的研究、稿本和未见传本目录、有关《史记》的非专门著作日录、唐宋元明笔记中有关《史记》的文字条目、外国研究论文和专著目录等，甚为详备。
此外，尚有哈佛燕京学社引得编纂处编的《史记及注释综合引得》，黄福銮《史记索引》、钟华《史记人名索引》、段书安《史记三家注引书索引》等书。其中黄福銮《史记索引》对查索《史记》中的人名、地名、事件、词汇及习俗语，最为有用。
辨析
有许多人以为说司马迁写了《史记》乃是班固的“发明”，此种说法大可存疑。
不错，班固及乃父班彪确实曾称司马迁之书为《史记》，但在班氏父子的辞典中，“史记”却是作为一个比较通用的名词而非专称出现的。
为了说明问题，不妨引几段《汉书》：
（1）《汉书·艺文志》：“与左丘明观其‘史记’，据行事，仍人道。”
（2）《汉书·司马迁传·赞》：“孔子因鲁‘史记’而作《春秋》。”
《汉书》系班固的苦心经营之作，上引两段话中出现的“史记”显然不是司马迁所写，这说明，“史记”一名在班氏父子那里还是个通称。
汉代以后至唐朝初年，官方修撰的史书中并无“经籍志”一栏，所以，对司马迁的那部巨著称史记，也称太史公书，对别的史书也称史记（历史记录之意），比如敦煌写本《贞男》称：“颜叔子，鲁人也……周时人，出‘史记’”，这里面的“史记”指的是《后汉书》的一条注。初唐人释玄应所撰的《一切经音义》卷八十一：“《史记》云：‘籀者，周时史官教国子学童之书……’”中的史记指的又是《汉书》。（详见《汉书·艺文志》）
把司马迁的作品正式定名为《史记》并赋予其官方权威色彩的是长孙无忌。
《隋书》乃系长孙无忌与魏征、于志宁、李淳风等人联合撰成的。书成时间为公元656年，该书经籍志记古今图书存佚及其源流，创立四部分类法，对后世目录学有深远影响。
《隋书·经籍志》上有这样一段话：“史记一百三十卷，目录一卷，汉中书令司马迁撰……汉书一百一十五卷，汉护军班固撰。”
将《史记》与《汉书》并列，在官修史书中出现，正式确立了《史记》的名称，从公元前二世纪到公元七世纪，相隔了将近一千年之后，司马迁才为自己的呕心沥血之作“争”来了一个正式的名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