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春秋五霸之说在先秦只有一种
关于春秋五霸的相关说法，古籍上有着很多记载，这些记载有的提到五霸的部分人物，有的提到成霸的相关条件，真正明确提出春秋五霸人选的并不多。在先秦文献中，记载有春秋五霸确切人选的只见于《荀子•王霸》、《荀子•议兵》和《墨子•所染》。而这些文献中关于春秋五霸的说法只有一种。
《荀子•王霸》中记载：“••••••故齐桓、晋文、楚庄、吴阖闾、越勾践，是皆僻陋之国也，威动天下，强殆中国，无它故焉，略信也。－－是所谓信立而霸也。”《荀子•议兵》中也说：“齐桓、晋文、楚庄、吴阖闾、越勾践是皆和齐之兵也，可谓入其域矣，然而未有本统也，故可以霸而不可以王。”可见荀子是认为齐桓、晋文、楚庄、吴阖闾、越勾践是春秋五霸的。在另一先秦文献——《墨子•所染》中亦有记载：“齐桓染于管仲、鲍叔，晋文染于舅犯、高偃，楚庄染于孙叔、沈尹，吴阖闾染于伍员、文义，越句践染于范蠡、大夫种。此五君者所染当，故霸诸侯，功名传于后世。”墨子的观点与荀子一样，也是以齐桓、晋文、楚庄、吴阖闾、越勾践为春秋五霸，虽说他们之间也可能存在着学术引用，但先秦文献中有春秋五霸确切人选的仅此三处，所以可以得出：先秦时期春秋五霸的说法只有一种，即以齐桓、晋文、楚庄、吴阖闾、越勾践为五霸。
然而最早出现“五霸（五伯）”一词的不是《荀子》和《墨子》，而是《左传》。《左传》成公二年传：“四王之王也，树德而济同欲焉。五伯之霸也，勤而抚之，以役王命。”此处“五伯之霸”不足以作为“春秋五霸”的原始出处。此处“五伯”应与前文“四王”是相对的，如果没有“四王”的确切说法，那也不应有“五伯”的确切所指。故此处可能是虚指。即便是实指，也不能说明是指“春秋五霸”，因为还有“三代五霸”之说。所以认为“五霸在历史上的活动时间，应在成公二年以前。因此，到成公二年以后去找五霸的做法是完全错误的。这样，我们就有充分的理由，将晋悼公、吴阖闾、吴夫差、越勾践排斥在五霸之外。” 的说法，我认为甚为不妥。
对于先秦时期春秋五霸的说法，有学者尚存疑虑，有人以《荀子•成相》中“世之祸，恶贤士，子胥见杀百里徙。穆公任之，强配五伯六卿施。”的记载，认为“荀子没有确定的五霸说”，认为《成相》中的“这种五霸说与其《王霸》中的不一样，这种五霸说中包括秦穆公，而《王霸》中的不包括秦穆公” 。这种理解是有误的，这种说法明显是将“强配五伯”中的“配”字解释为“够得上，符合”，“配”字亦可理解为“陪衬，衬托”，如是，则可以说“强配五伯”是勉强可以作为五伯的衬托，勉强成为五伯之外较为出众的诸侯。那“配”字究竟该如何理解呢？《说文》曰“配，酒色也”，它原是指不同的酒混合在一起的颜色，后来被借用作动词，有婚配，陪衬等义，但“够得上”一义却是现代汉语的词义，不见于古文，而陪衬一义却常见于古文，如韩愈《东方半明》中有“独有太白配残月”。所以此处的“配”字理应解释为“陪衬，衬托”，所以《成相》中之语正好可以证明荀子始终没有将秦穆公列为“春秋五霸”，而只把他当作五伯的陪衬。战国时期春秋五霸的说法只有一种，即齐桓公、晋文公、楚庄王、吴王阖闾和越王勾践。
二、汉代以来春秋五霸之说混乱的原因
汉代以后，五霸的说法衍变出多种观点，从汉代到清代，关于五霸的主要说法有以下几种观点：
1、昆吾、大彭、豕韦、齐桓、晋文。如《白虎通•号篇》：“五霸者，何谓也？昆吾氏、大彭氏、豕韦氏、齐桓公、晋文公也。”从者亦不少，如高诱《战国策•齐策一》、孔颖达《左传》成十八年正义、杜预《左传》成二年注等。此种说法讨论的是“三代五霸”，而非“春秋五霸”，这里只作列录，不予论述。
2、齐桓、晋文、秦穆、楚庄、吴阖闾。如《白虎通•号篇》：“或曰：五霸，谓齐桓公、晋文公、秦穆公、楚庄王、吴王阖闾也。”
3、齐桓、晋文、秦穆、宋襄、楚庄。如《白虎通•号篇》：“或曰：五霸，谓齐桓公、晋文公、秦穆公、宋襄公、楚庄王也。”从其说者有赵歧注《孟子•告子下》、司马贞《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索引等。
4、齐桓、宋襄、晋文、秦穆、吴夫差。如颜师古《汉书•诸王侯表序》注：“此五霸谓齐桓、宋襄、晋文、秦穆、吴夫差也。”
5、齐桓、晋文、晋襄、晋景、晋悼。此说法见于清代全祖望《鲒崎亭集外编》卷36。
这些观点的产生都有其深刻的时代背景。分歧最先产生于汉代，这与汉代时期先秦文献的缺失有关。众所周知，在秦朝时期，先秦的文献经历了“焚书坑儒”事件的洗劫，到汉代时，很多文献不见踪影，很多历史材料都来自于经学家的解经。对于遗留下来的经文记载，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解读，于是就产生了诸多说法。也就是说，汉代时没有一种得到公认的“春秋五霸”之说。司马迁在《史记》中虽有很多关于“霸”的记载，但他也未曾明确提出过一种“春秋五霸”之论，也就是说连司马迁这种大史学家都不知道当时“春秋五霸”的确切所指。而到了东汉，白虎观会议将五霸的说法推向了多元化。汉建初四年(公元79年)，朝廷组织了一次全国性的经学讨论会，由汉章帝亲自主持，这个会议的记录后来由班固整理编辑成《白虎通德论》，简称《白虎通》，《白虎通》中提出了包括“三代五霸”在内的三种五霸之说，这让春秋五霸的说法骤然增多。这很显然是由当时不同学者对经文的不同理解所致，然而这些说法却成为了今天很多学者论述春秋五霸说法的依据，这显然是不足为信的，因为它们本身就来自不同人的个人观点，本身具有很大的争论性。
隋唐时期的新观点，如颜师古的观点，则完全是由于依从儒家思想的评价结果。他根据儒家的仁义观念，将“不鼓不成列”的宋襄公，“两复晋君”的秦穆公列入五霸，而将“问鼎之小大“的楚庄王排斥在外，这带有明显的感情倾向，没有从史实本身出发，没有考虑五霸的实力与霸业功绩，亦不足信。
清代的观点，则完全是训诂学家的训诂所得，这种说法的一个最大问题就是春秋五霸只出自齐晋两国。在此之前，春秋五霸的人选都是出自于五国的，此时只言两国，是否有道理呢？这种观点显然是有问题的，第一，自春秋五霸之说产生开始，五霸就不同国别，此时四霸出于一国，显然是不遵史籍史料的个人臆断。第二，春秋五霸作为一个长期流传下来的历史概念，应该是具有特定历史意义，能够反映春秋时期时代特征的，而不是具有某些共同点的五个人的简单集合，所以五霸必须出自不同国家，才能体现春秋时期各国纷争的现实特征与争霸实质。
综上所述，自汉代至清代，虽然关于春秋五霸的说法不少，但都是基于各自时代背景下的主观臆断，不足以为信，所以我们在讨论春秋五霸的人选时，是不能以汉代以后的说法为依据的。
三、春秋五霸确立的标准
上文已述，汉代以后的说法不能作为讨论春秋五霸的依据，而先秦的说法又只有一种，那么是否先秦的这种说法就是春秋五霸的确切之论呢？这得从春秋五霸的确立标准去探讨。
春秋时期何以为霸？《孟子•公孙丑上》中说：“以力假仁者霸，以德行仁者王”， 《荀子•五霸》：“粹而王，驳而霸”。这两句话反映出春秋五霸的几个标准：其一，要在诸侯中有很强的实力，能够以“力”来维系仁义；其二，要心怀仁义；其三，要体现“驳”， 此处“驳”与“粹”相对，是混杂的意思。这是对霸的带有复杂感情的评价，一方面，霸把持王政，有越王权，但另一方面又尊周室，维护礼，故言其“驳”。所以就是实质上虽权越王室，但形势上还要尊崇天下共主的周王。
这几个标准是很恰当的，完全符合当时的时代特征——周王衰微，形式上还是天下共主；诸侯争霸，军事上强者称霸。这几个标准在春秋时期是有具体表现形式的，主盟诸侯是当时实力最强的具体表现，当时诸侯纷争，弱国依附于强国，在中原主盟诸侯，意味着得到了诸侯的认可。而有恩于诸侯或周王，则可看作是形式上维护周室分封统治秩序的表现，是形式上尊重周王的具体体现。总结起来，我认为春秋五霸的具体确立标准应该有以下三点：
1、        国力在一定时期内最强，有在中原主盟诸侯之举；
2、        得到周王认可或诸侯公认；
3、        形式上尊重周王。
四、春秋五霸的确切人选
根据上文确定的春秋五霸的标准，可以看出先秦时期的说法虽大致无误，但亦有不当，春秋五霸的确切人选应为齐桓公、晋文公、楚庄王、吴王夫差和越王勾践。
齐桓公列为五霸自是毫无争议，他是公认的五霸之首，《孟子•告子下》曰：“五霸，桓公为盛。”《韩非子•十过》也说：“昔者齐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为五伯长。”齐桓公无疑是最符合春秋五霸标准的，他自谓“寡人兵车之会三，乘车之会六，九合诸侯，一匡天下” ，无疑显示出当时齐国国力最强，长期主盟诸侯。齐桓公“使管仲平戎于周”，定襄王之位，自是有恩于周王，且伐戎救燕，伐狄复卫，亦是有恩于中原诸侯，公元前651年，葵丘之会中，“周襄王使宰孔赐桓公文武胙、彤弓矢、大辂，命无拜” ，也说明他的霸业得到了周王的认可，所以齐桓公是名副其实的“五霸之首”。
晋文公列为五霸也是毫无疑问的，他“败楚师于城濮”，与齐、鲁、宋、蔡、郑、卫、莒诸国盟于践土，“天子使王子虎命晋侯为伯，赐大辂，彤弓矢百、舻弓矢千，秬鬯一卣，珪瓒，虎贲三百人” ，足见他也是得到了诸侯和周王的共同认可的。而且，晋文公根据大夫狐偃的提出的“求诸侯莫如勤王，诸侯信之，且大义也”的理论，以“右师围温，左师逆王” ，救周王于危难，也足显其形式上对周王的尊重，所以晋文公位列春秋五霸也是理所当然的。
楚庄王也应是春秋一霸，军事上，楚庄王灭庸灭舒，伐陆浑戎，并在邲之战中打败中原强势的晋国，足以显示其国力的强盛。而且楚庄王也有在中原会盟诸侯的举动，公元前598年，与陈侯、郑伯盟于辰陵（陈地）。此外，楚庄王卒后仅二年（鲁成公二年），年仅十二岁的楚共王（楚庄王之子）与鲁、齐、宋、秦等十四国盟于蜀，楚国主盟，此时楚国得以主盟，自然不是靠楚共王的能力，而是诸侯畏于庄王余威，所以这次会盟虽在庄王死后，但也可归名于楚庄王名下。把楚庄王列为五霸之一历来饱受非议，主要是因为“楚王问鼎小大轻重” 一事。的确，楚庄王初立之时，蛮性未脱，曾恃强问鼎，但经过王孙满的一番教导之后，楚庄王的行事原则有了很大改观，例如鲁宣公十一年，楚庄王“以诸侯”伐陈，对杀君者夏征舒讨而戮之，而后又“复国陈后”，次年，楚庄王围郑，“郑伯肉袒牵羊以逆”，楚国群臣不许，而庄王以“其君能下人，必能信用其民”为由，“庄王自手旗，左右麾军，引兵去三十里而舍，遂许之平” ，这些事件中，楚庄王所为都是仁义之举，做到了“以力假仁”，这种举动必然得到诸侯认可，同时也是维护周室传统秩序的行为，是间接的尊崇周室，自然也会博得周王认可，所以楚庄王作为五霸之一是没有问题的。
吴王中能成为春秋五霸之一的不是阖闾，而是吴王夫差。吴王阖闾时期，吴国的国力毋庸置疑，鲁定公四年，柏举之战，吴国大败楚军，直捣郢都，迫使楚王弃宫而逃，后又连败楚国舟师与陆师，迫使楚国迁都。打败强楚，吴王阖闾也算颇有霸功，但他从未出师逐鹿中原，没有会盟诸侯，亦不见其得到诸侯或周王认可，所以阖闾是不能称其为霸主的。而夫差继承父业，打败越国，并“兴师北伐齐”，“败齐师于艾陵” ，更显其国力之盛。与其父不同，“吴王（夫差）北会诸侯于黄池，欲霸中国以全周室” ，夫差有会盟诸侯的举动，也有保全周室的仁义之心，所以他应该是春秋时期的一个典型的霸主。既如此，为何先秦时期的说法，五霸列阖闾而不列夫差呢？我认为这与夫差的用人不当有关，吴王夫差不听伍子胥之谏，还“赐子胥属镂之剑以死” ，最后被越打败，致吴亡国，这明显不是明君的所为，而且也不符合荀子提出的“信立而霸”，也与墨子的“尚贤”观念相悖，所以先秦时期都不以夫差为霸，但吴国霸业实存，而恰好吴王阖闾重用孙武、子胥，且有败楚之功，所以就将吴国的霸业归到了阖闾名下。而根据当时的时代特征和历史事实，吴国的春秋霸主应该是夫差。
越王勾践作为春秋时期的最后一个霸主也是没有疑问的，就连没有确切“五霸论”的司马迁也说勾践“修之十年，国富，厚赂战士，士赴矢石，如渴得饮，遂报强吴，观兵中国，称号五霸” 。他在灭吴之后，北上争盟，“与齐、晋诸侯会于徐州，致贡于周。周元王使人赐勾践胙，命为伯” ，他既有主盟中原的威武之举，又有“致贡于周”的仁义之举，位列五霸自是不容置疑。
春秋五霸的确切人选就是上述五人，另外几个备受推崇的春秋风云人物，如宋襄公、秦穆公，是不足以成为春秋五霸的。宋襄公无疑是仁义的最佳践行者，他奉行“君子不重伤，不禽二毛”“不鼓不成列” ，这无疑是遵循周礼的表现，是尊崇周室的，而且宋襄公也主盟过诸侯：公元前641年，宋、曹、邾盟于曹南，公元前639年，宋、齐、楚盟于鹿上（宋地），同年秋，宋、楚、陈、蔡、郑、许、曹盟于盂（宋地）。尽管宋襄公满足五霸的大多数标准，但他缺乏一个最根本的条件，那就是国力。宋襄公时期，宋国国力不足于称霸诸侯，当时虽然齐国已衰，晋国未兴，但还有楚国强于宋国，而宋襄公的霸业也正好是受阻于楚国。在上述宋国的三次会盟的最后一次中，楚王表面服宋，而会盟中“执辱宋公”，后来又在泓之战中，使襄公“伤股而亡”，可见宋襄公当时完全被楚国玩弄于手掌之间，这从根本上反映出宋国的国力不济，所以宋襄公不能算作一霸。秦穆公的情况与宋襄公类似，不同的是秦穆公的霸业是受阻于晋，秦穆公曾帮助晋襄公即位，又帮助晋文公归国，在周襄王蒙难时，也有“纳王”之心，可谓对诸侯，对周室都有恩惠，但他也是因为国力不足而不能位列五霸。在中原的活动中，秦穆公只参加过两次中原会盟，而两次会会盟时，都处于晋文公霸业的辉煌时期，秦国都列于尾后，所以最终只能在西部发展，“用由余谋伐戎王，益国十二，开地千里，遂霸西戎” 。所以秦穆公只是在西戎称霸，不能作为春秋时期的代表型霸主。
综上所述，“春秋五霸”的说法，在先秦时期仅有一种，指的是齐桓公、晋文公、楚庄王、吴王阖闾和越王勾践，到汉代以后，由于各朝各代的主观臆断，春秋五霸的说法众说纷纭，但都不足以为信，春秋五霸作为后人概括春秋时代的一个惯用称谓，理应反映春秋时期周王衰微，诸侯争霸的时代特征，所以要结合当时的时代背景来确定春秋五霸的选定标准，从当时的时代特征来分析，春秋五霸的确切人选应该是齐桓公、晋文公、楚庄王、吴王夫差和越王勾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