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dlsdyc 于 2012-12-20 09:56 编辑
哦哦，吾辈回来填坑了的说。纳尼，填神马坑，好吧，出门右转请看反犹主义的说。汝们不觉那个像是写了一半就没写完的架势么。至于为什么过了那么久才填坑，因为最近都在国哲写文，很累的说啊有木有。好吧。言归正传，这次讲的是帝国主义。对，就是大家都经常挂着嘴边的帝国主义。当然在这里的帝国主义已经不再是意识形态的帝国主义了，不过也不是马克思所谓的帝国主义了。咦，有点绕。额，对，就是这样。这次的帝国主义依旧和反犹主义一样，长而乏味，乏陈可善。好吧，为了避免上次的状况，我还是想讲点大概的东西的说。
帝国主义，好吧，上次讲到的民族国家的解体还记不记得，帝国主义的形成，是因为民族国家体制以及真正的民族主义的解体，才出现的。（后面我会讲到，民族和种族是不一样的说）貌似上次有人问过，那么什么才是民族国家呢。民族国家是统治着一个阶级划分的社会，也超然独立于这个社会之上”，“同种同族的人民主动拥戴其政府，是民族国家得以建立起来的基础”。
而对于帝国主义来说，是做不到这一点。帝国主义的根本目的就在于扩张，为了扩张而扩张。扩张本来是一个经济领域的概念，扩张意指不断生产可运用、可消费的物品，生产的过程是永无止境的，就宛如人为了他置身的存在世界而不停地生产、建设、繁殖与改进一样。但是现在的问题是，随着经济这一原本属于私人领域的东西，进入到公共领域中来，扩张也就成为政治概念了。
这是和传统的“民族国家”体制之理念相违背的。政治结构不同于经济结构；政治结构无法毫不受限制地扩展，因为，它的基础并不是建立在无可限量的人类生产力上。就民族昕缔造的政府与政制组织的形式而论，民族国家是最不适合于无限制的成长；因为民族国家的基层是奠立于人民真诚的共同赞助之上，而此种基层无法毫无限制地扩展。
好吧，我们这次讲的帝国主义，也指的是欧洲的帝国主义，这种帝国主义可以分为海外扩张的帝国主义和欧陆帝国主义。前者以种族思想和官僚思想为其特征。而后者以各种泛—运动为其特征。并且帝国主义为了扩张而扩张，破坏了民族国家的基础，最终导致了民族国家的瓦解，和人权的式微。最后，它使得极权主义出现了。（好吧，本文的内容讲完了，浓缩在这一段里了，如果只想知道结论的话，这个大概就是结论了）
其实扩张这个词在现在的政治概念中正在逐渐被“延伸”(extension)，或者较有批判意味的“过度延伸”(overextension)所取代，但新旧名词的意义是相同的。（也就是传说中的换汤不换药）自从真正的世界政治活动开始以来，曾经瘫痪了国际间的关系。这种隔阂最近在急速进展的交通系统与因此而缩短地表上距离的压迫下，并没有消除，反而恒定地增加，至今则显现令人惊异的比率。因为对于帝国主义来说，落后国家的普遍贫穷才能方便它更好的控制，所以嘛嘛，有人说它居心险恶也没有错，但是其实对于帝国主义来说，扩张才是一切，别的都是扯淡。
 
从一八八四年到一九一四年这三十年期间，是十九世纪与二十世纪的分野，也是帝国主义的时代；一八八四年，欧洲结束了对非洲殖民地的争执，也产生了各种不同的“泛主义运动”。资产阶级是首次在历史上能不渴求任何政治统治权而能掌握经济优势的阶级。（都说了这里的观点和马克思主义无关了，请大家务必把以前的定论给扔了）资产阶级在民族国家(nation-state)之内与民族国家并行发展。（也就是说在此时经济和政治还是能够分开的说）
 
起初以既成的国家疆域为思考重心的政治家，对于帝国主义均抱着怀疑的态度，此种态度是合理的。他们宣称帝国主义是一项“海外的冒险事业”，一个政治家若企图干涉此项冒险事业以外的事务，则应该受到抨击。这些政治家大体上还停留在民族国家的阶段，这使得他们对于外交事务不甚感兴趣。他们也敏锐的意识到，帝国主义最终会摧毁民族国家。
对于民族国家而言，同文同种的人民主动地拥戴其政府，是它建立的盘石(le plébiscite detous les  jours)，一个民族国家若缺乏此种主动拥戴的结合原理，殖民者对于被征服民族必然会采取一种强制同化的手段。而在冒险之中，“扩张”意指永无止境地拓展工业生产，这也显示出十九世纪经济贸易的特色。放到殖民冒险中，也同样如此，不断拓展殖民地在当时看来也是永无止境的说。
 
资本主义生产结构中的统治阶级开始反抗经济扩张遭受到国家的限制，帝国主义便应运而生。资产阶级为了经济的必然性，转而投靠政治；资产阶级不愿意放弃资本主义的系统，他们也瞭解：此项系统的根本原理既是不停的经济成长。在渴望政治权力与不愿放弃资本主义系统的情况下，它就把这项原理强行于国家的政治之上，而且宣称——扩张既是国家外交政策的终极目标。也就是说，资产阶级终于不再满足于经济，而试图通过政治来实现自身的扩展。
 
但是正如一开始所说，政治结构和经济结构是不一样的，无法无限扩张。任何一个民族国家以一幅征服者的姿态展现的地方，就会激励被征服民族的民族意识，以及掌握自主权的渴望，此种情况将会摧挫缔造帝国的企图。具体的例子么，就是爱尔兰的说。早期英国的“帝国缔造者”相信藉征服手段来达到永久统治，然而却连把其近邻——爱尔兰——纳入大英帝国或大不列颠国协这一广大的结构中也办不到。当爱尔兰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被承认其自治领地位，也被承认为有资格成为大不列颠国协的一份子时，此种挫败就相当真实了——爱尔兰这个最古老的英属地、最新的自治领，竟扬言放弃其自治颌地位，并断绝与大英帝国的所有联系。英国所尊奉的法则——以征服来建立永久治理，“无法摧毁”爱尔兰(柴斯特东语)，反而唤起了爱尔兰民族的抗拒精神，然而，却未激烈地激起英国本身的“昏睡的帝国主义天才”。
 
同样的拿破仑试图通过征服来统一欧洲也以失败而告终。因为他还没有明白，帝国主义和帝国是两者完全不同的东西，在真正的帝国结构里，祖国的政制以各种不同的方式归纳于帝国之中；与此相背反的帝国主义则是：国家的政治体制与殖民地的行政管理，两者仍旧是相分隔的，纵然允许国家的政制插手控制。这种彼此分隔的原动力是自大与尊敬两相混合的杂混体。
 
帝国主义唯一崇伟处在于：各民族反抗帝国主义而遭受的挫败。此种冷漠的反抗，其悲剧性不在于新帝国主义的商人可影响腐蚀许多的国家代表；而在于一项比腐蚀更败坏的事实，既是：那些不受帝国主义商人影响的国家代表却相信帝国主义是引导世界政治的唯一途径。所以说，帝国主义本身为了扩张而扩张才产生了真正意义上的全球政治。
 
而随金钱外流而来的是政府权力的对外扩张，这种情况一旦明显化，一般的金融业者，以及特殊的犹太籍金融业者，他们的地位无形中就被削弱了。每一国家的国内资产阶级逐渐接管帝国主义式的商业事务与企业。这就是犹太人地位真正弱化的开始，虽然在不同的国家时间有所不一样，但是却实际上使得犹太人的保护能力在消失。权力往外扩张所得来的第一项成果，既是警察与军队从国家体制中被分离出去。在未开化与衰弱的国家里，他们的身份被抬举了，达成为国家的代表。在没有工业，没有政治组织的落后地区里，暴力的行使比任何西方国家更随便、更自由；而且也任凭“资本主义的法则”去创造事实。想想看现在的警察为嘛权力会越来越大，仔细想一想的说啊，这可是一个重要的政治哲学问题。
 
并且随着帝国主义的不断冒险，使得人们越来越认为，权力本身是可以不断增值的说，和生产的扩展是一致的。或者更明确的说，就是和资本金钱的积累是一样的，讲人话就是钱会越来越多！（这个吐槽吐得好累啊，缓一口气）所以在这里帝国主义应该被认为是资产阶级政治统御的第一个阶段，而不是资本主义后期发展的产物。也就是说，帝国主义不是资本主义走向没落的标志，恰恰相反，是资本主义终于开始侵蚀政治的开始。
 
“有产阶级”(theowing classes)并不积极地冀望政治统治权，他们对于任何形态的国家均感满意，只要这个国家能保护其财产的权利便可；就他们而言，国家通常是一种有良好组织的警察力量。就是来保持社会的秩序，防止自己在大街上被人一刀捅死的说，有木有。但是最终他们改变了这种看法，开始试图去控制权力。但是这一思想其实在此之前的三个世纪就已经被人所认知了。那就是霍布斯。
 
当代崇尚权力的信仰，正符合一位伟大思想家的哲学，他在其哲学思想中，试图从“私人利益”中导出“公众利益”，而且，针对私人利益之观点，构思与规划出一个“共和国”(a Commonwealth)，这个共和国的基架与目标则是权力的蓄积。这位思想家既是霍布斯(Hobbes)。的确，既使霍布斯的思想原理长久以来不受资产阶级的承认，但也唯有透过这位伟大哲学家的思想，资产阶级才可能有权利且合宜正当地提出它的观念。在《利维坦》(Leviathans)这部巨着中，霍布撕提出一项政治理论，依照这项理论，国家的基础不是“制定法律”——不论是神之法律、自然法、或者是社会契约法则，也不是以公众事务的观点来判断个人的利益是合理或错误；国家的基础毋宁是：个人的利益；因此，“私人利益也同样属于公众的范畴”。
 
公共生活对于人来说是必要的，一个人一旦被剥除了政治权利，他就会特别关切私人生活与个人命运。一个人若隔离了所有牵涉市政的公众事务，他就丧失了在社会中的合法地位以及与其它同伴的关联性。那么这是些什么人呢。主要就是罪犯、失败者或者没有被运气所眷顾的人。霍布斯需要解决这些人的问题。
 
霍布斯清楚的看到了权力本身如同金钱一样，正在不断的增生，所以他认为唯有不停地需求更巨大的权力，它才可能维持现状；唯有不断扩展其权威，也唯有透过蓄积权力的过程，它才可能维持一安定的局势。而这其中，最好的办法，其实就是永无止境的战争。他已透视新兴的资产阶级社会体制所渴求的政治需要，在这个崭新的体制里，其根本的信念即是——财富囤积的永不止息的过程将会根除个人的安全感。当霍布斯建议对政治体制作一根本的改革时，他是从社会与经济的行为模式之中，演绎出必然的结论。他仅仅规划出一个能切合新阶级的利益与需要的崭新政治体制。他确实的成就在于描绘出一幅人的图像，这种人物，若想适应既将来到的资产阶级社会，则应当如此变形，如此行动。而在这种情况下，公众事务被视为私人利益的总和，好似只要透过添加增益的过程，就可以创造出崭新的质性(a new quality)，这是一种虚幻的看法。（看见没有，这里对于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的想法就出现了本质性的转变的说）
 
这个共和国具有毁灭性的终极目标，这已经由一种哲学的阐释表达出来。此哲学思想将人的平等解释为人“拥有同样相互杀戮的能力”；一个国家与其它所有国家是“生活于永不止息的战争局势之下”，其共同生活的范围，“也局限于战场之中，它们的边境驻扎了无以数计的军队，炮口也彼此朝向对方”。
 
好了，那么我们现在来看看，这种破坏力是如何一点点产生的说。它始于暴民和资本家的悲剧性的结合。国内市场的饱和、物质原料的缺乏，以及逐渐滋长的经济危机，面临这些因素，资本家的第一个反应是资本的外流。只有当他们要求政府来保护他们的投资事业时，他们才重新纳入国家的畛域里。剩余资本的拥有者是历史上首次只期望获得经济利益，而没有真正完成社会功能的阶级；它所扮演的是一个剥削生产者的角色。其结果是：警察力量无法替它抵御民众愤恨的情绪。扩张不但疏散了多余资本；更重要的是它保护了多余资本的拥有者，并抵御多余资本与社会寄生虫所带来的威胁，它使资本阶级能逃脱因分配不当所导致的祸果。
 
暴民是包含着所有阶级排泄出来的弃物、垃圾。如此的组合使暴民及其代表，看起来，似乎已消弭了阶级的差异性，也使人有一种错觉，以为他们是置身于阶级分裂之外的民众，即代表着民族自身(即纳粹党所称volksgemeinschaft)，暴民政治的原则一旦遇上了帝国主义的意识形态与极权主义的运动，则必显现出它与资产阶级亲密相结合的关系，但这要看资产阶级是否卸下伪善的面具，以及因接受基督教传统而不腐化而定。使暴民的虚无主义态度吸引资产阶级的是一种原则上的关系，此关系不是产生暴民的根源所能表达的。而最能鼓动这种暴民的就是种族主义的理论。
 
在这里必须说明种族主义并不是民族主义，虽然由于两者有时候在同一时间的出现，导致我们往往误认了这一点。但是实际上这两者是不一样的说。始自十九世纪初叶，种族主义已经是帝国主义政策的一种强有力的“意识形态”。意识形态”的特质在于：它声称自身掌握着“开启历史之门的钥匙”，能解答所有的宇宙谜题，或者认定自己是一项知识，能透视隐匿着的、统驭自然与人类的宇宙法则；纵观那为了赢取公众信任而生成的倾扎斗争，可看出只有两种“意识形态”得以击溃竞争者而生存下来，而掌握驾御的势力。如果用卡尔施密特的政治神学的来说，这就是政治的本质，你死我活。种族理论就处心积虑地跨越所有国家的界限(不论以地理、语言、传统或其他准则做为界定)，而否定“国家政治的存在”(national-politicalcxistene)
 
在这里我也就不再细说，种族主义在近代的起源，是由于革命造成的法国贵族的衰弱而出现的。大体上而言法国贵族在与资产阶级斗争时，竟然发觉他们是属于另一个民族，源于不同的血缘；也觉得他们与法国的泥土隔离，而与一种国际性的阶层有更亲密的结合感。就在这个时刻，法国所有的种族理论均支持“日耳曼民族论宗”(Germanism)或者提出“北欧民族优越论”来反对自己国家的民众，正如布列恩维利耶尔(Comte de Boulainvilliers)把法国的历史解释成两个民族混合的过程，既是具有日耳曼族血缘的人，征服了原居于法兰西的“高卢”居民，攫夺了土地，并将法律加诸于高卢民族身上，以巩固自身成为一统治阶级。“贵族身份”的优越权利，是奠基于“征服者即是公理”之上，也是以“服从的必然性往往源自于强者”作为基础。
 
一八五三年，葛必诺出版了《论种族的不平等》((Essai sur l'Inégalité des RacesHumaines)；  不出十五年，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时，竞成为历史上种族理论的典型著作。他必须试图去解释为什么贵族——最优秀的人——竟然无法获得以前尊贵的地位，而使他逐渐坚信：贵族的式微正是法国没落的主要原因，甚至也是西方文明没落以及整个人类步向绝境的最主要因素。因此，他提供出一项创见：文明的衰微起源于种族的衰微，而种族之所以导向绝灭，主要因素在于血统的混杂；此正意含着在每一种血缘的混杂之中，低劣的种族；往往能获得优胜的地位。（看到了么，这就是纳粹的理论依据有木有，最早的种族主义恰恰是产生在法国而不是德国的说）
 
德国“纳粹主义”者企图以极权的政策将人转变成兽。在此之前，有许多学者冀望站在遗传学的基础上，将人演化成神。因此，不仅仅是史宾塞，就是连所有早期进化论者及达尔文学说的拥护者，皆一致坚信：“人未来可以像天使一般纯净；人确实根源于人猿也相信有选择的遗传，能产生“天赋禀异的天才”，由此，人们再度相信贵族是自然的产物，是纯净血缘与自然淘汰的结果，而不是政治的产物。一些落魄失意、祟尚自由的知识分子梦想：藕着非政治的手段使崭新的“秀异份子”取代旧有的统治阶层，在这个梦想的激荡下，他们创造出许多“观念”，其中之一是：将整体的国家民族，转变成“自然贵族”(a natural aristocracy)的国家，于此贵族群中，一些被挑选的典范注定会成为天才与超人。（懂不懂什么叫做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说，就是这样。社会达尔文主义虽然能够告诉你适者生存，但是却没有办法告诉你，你是不是最适合生存的说）
 
而种族概念的出现其实是基于一种较为野蛮而又原始的社会中的。土著部族相异于其它人类之处不在于皮肤颜色的不同，而在于他们的行径宛如自然的一部份，他们视自然为一至高权威的主人，他们不曾创进出一个“人文世界”(a human  world)。所以在欧洲人看来，这些土著民族与其说是人类，倒不是更加靠近一种危险的动物，所以对于他们来说，屠杀是没有心理的负担。在帝国主义运用种族主义作为主要的政治观念之前，于此白色人种与黑色人种相互混杂的社会，种族主义已是一项统治的策略，它试图说明一个问题，那就是黑人并不是人类。
 
所以，最早的成气候的种族主义并不产生在欧洲，而是在南非。大家不要忘记南非在曼德拉执政以前，一直是少数的白人统治了绝大多数的黑人。而犹太人也随着其他的白人去南非扩展事业的说。在新来的金融业者，其犹太血统里有一种蒙陇的象征气息，这种象征气息便是他们那无家可归与飘泊无根的性格；只是，使整个事件充满着神秘的气象，也象征化了整体事件。此外，他们那国际性的亲和关系自然而然地激起一种普遍存在的错觉：犹太人的政治势力遍布全球这种幻象根源来自于一项事实。在这里，犹太人第一次被迫走人种族社会而被布尔人从“白人”群中挑选出来，作为憎恨的对象，视他们为整个侵略企业的代表，也视他们为一不同的“种族”，是一项恶毒元素的化身，此种恶毒元素正介入“白人”与“黑人”的正常世界中。（布尔人，额，不知道有多少人知道，知道布尔战争么，额，也不知道么，好吧，讲白了就是荷兰的移民的后裔）
 
布尔人既恐惧犹太人，同时也藐视犹太人，认为他们透露出“外邦人”所有的意像——企图将南非洲变成西方文明世界正常生产模式的一部份，而西方文明世界中所稳藏的利润动机便足够危害种族的虚幻世界。所以一种自然的反犹主义出现在了南非，虽然不能说它直接影响了纳粹，但是实际上纳粹成功利用这一点摧毁了文明。
 
好吧，大家还记得我一开始讲的么，一个工具是种族主义，那么另一个是官僚制度。采究两者的根源，可以发现到“种族”纯粹是欧洲人面对非洲土著的有意识的反应。欧洲人对于这些土著的人性感到震惊与羞耻，就是在此种反应下，“种族”的概念才应运产生。而“官僚政制”则是欧洲人统治海外民族、督管海外民族所带来的结果。在欧洲人的限中，海外民族是卑微的、全然无希望的，因此，必须受到保护。这意味着一种高度的责任感，认为自己有责任来统治这些民族。（为嘛感觉好中二的说，是我的错觉么）
 
“冷漠无情”变成所有英国殖民官员的崭新态度，比起暴虐的独裁，比起专制政体，它是一种更具危险的政府形式。其原因在于：它甚至无法忍受维系暴君与及子民之间的最后一条线索，这条线索是由贿赂与馈赠所编织而成的。不列颠殖民行政官员那廉正的性格，使得其专制政府更不近人情，比起亚洲土著的统治者与冷酷的征服者，它更难以被其统治的人民接近(更远离受其统治的人民)。清廉冷漠象征着与“利益”绝对划分清楚；如此划分可使两者(清廉冷漠与利益)根本没有相抵触的机会，相形之下，剥削、压迫或腐败似乎更可以护卫人的尊严，因为剥削者与被剥削者、压迫者与被压迫者、腐化者与被腐化者生活于同一个世界，分享相同的目标，为拥有相同的事物而奋斗，但是，在冷漠无情的政府形式中，此种“第三种比较”(tertium comparationis)被摧毁无遗；更糟的是，冷漠无情的行政官们甚难理解他们已创造出一崭新的政府形式，而却坚信他们的态度是因为“与落后地区人民接触后所被迫”而滋生的。然后在长期的治理过程中，殖民官员逐渐认为为了更好地统治这些民众，需要的是精英，而不是大众。官僚制政往往是专家所组成的政府，也往往是由一个“有经验的少数人当所组成的政府；由是言之，它了解，也无时无刻不在抗御“无经验的多数人”的压力。这些官僚试图反抗民主政体给自己带来的限制。而秘密主义的倾向，也带来了特务的发展。
 
英国情报局(British  Intelligence Services)开始吸收英国最优秀的人才(尤其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当这些人才宁可在全世界为神秘力量竭诚服务也不愿为自己国家的利益贡献才智时，所有可能的恐怖便似乎在历史舞台揭开序幕。近在咫尺的各类人聚集在一起，便有可能创造出一种奠基于种族主义的极权政府；统治印度的官僚提议施行“行政上的屠杀”，而非洲的官员则宣称：在白种人的统治之下，“人权的道德论衡根本无足轻重”。
 
好了，现在再来让我讨论一下欧陆的帝国主义。欧陆的帝国主义主要是东欧以及中欧的一些国家。对于他们来说，没有出海口，或者说海军力量的不强大，使得他们没有办法往海外拓展，而倾向于在欧洲内部的扩张。对，还是扩张，扩张是帝国主义的核心。而他们最为明显的特征就是各种泛运动，泛主义。“泛日耳曼主义”(pan-Germanism)和“泛斯拉夫主义”(pan-slavism)对近代的“纳粹党”和“布尔什维克党”  (或译共产党)的影响，是较强靱有力的；由纳粹政府和苏维埃政府的外交政策中，可以得到印证。这两个政府的对外政策，相当接近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泛-主义运动”所规划出来征服世界的蓝图。
 
“泛-主义运动”虽然没有得到广泛的成功，但它以简短有力的谚语诉诸暴民。因此，从一开始，它就比海外扩张的帝国主义具有更强烈的吸引力量。这种强烈的吸引力量可以补偿明显的失败以及变幻莫测的计划，而“变幻莫测的计划”预示了后来极权主义集团的特征——暧昧不明的目标以及朝今夕改的政治计划。促成“泛-主义运动”的，并不是确定的目标，而是普遍流行的气息、情绪。（也就是逐渐的非理性的说）这种崭新形态的“部族式的民族主义”(Tribal nationalism)是中欧与东欧所有民族与民族性的特征，与西方的过度民族主义相比较，它具有不同的内涵与意义。
 
从政治层面来看，“部族的民族主义”往往坚持：它自己的民族是受“敌意的世界”(a world of enemies)所包围，相信自己的民族能够以“一己之力抵抗整体”，也坚定地认为自己的民族与其它民族之间具有根本上的差异。它宣称自己的民族是独特唯一的，是其它民族所无法相较量的，缘此理论，它否定人类的共同性，在它摧毁人性之前，它已经否决人同出一源的可能性。
 
而这种部族的民族主义进一步展示了反犹主义的暴虐。泛-主义运动”宣称自己的民族具有神性根源，这全然违背“犹太—基督教”(Jewish—Christian)的教义——相信凡人皆出于同一神圣根源。依照“泛-主义运动”的信仰，人必然隶属于某一民族，唯有透过民族成员的身份，才能接纳神性的血缘；由是言之，任何个人唯有属于那具有神性根源的民族，才能表现出神性价值。换句话说，如果你不是这个民族，那么就是普通的人。并且比起海外扩张的帝国主义，欧陆的帝国主义更公然蔑视法律与合法的制度，更以一种意识形态来自圆其说它那罔顾法律的特征。行政官均认为法律是无能的。显名思义，法律本身与法律的实施是截然分开的，而“命令”恰与此相反，只有在实行的过程中，“命令”才能存在，除了实行外它，不需要任何理性的判断。
 
“这些观念的具体化肇始于黑格尔揭示的国家与历史的理论，而它们的发展，则彰显于马克思揭示的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黑格尔的理论深刻地影响泛斯拉夫主义，而马克斯的理论则影响了布尔什维克党。但是，马克思与黑格尔两人均没有假设活生生的人与政党乃是某种观念的化身。他们两人均相信：在历史过程中，观念唯有透过复杂的矛盾辩证才可能具体化的表现出来。”
 
而之所以欧陆的帝国主义更为强烈的破坏了民族国家的基础。当然，这和整个欧陆议会的多党制有着深刻的联系。欧陆的多党制尽管设定每一政党只是整体的一部份，然而，它们均有意识地界定自身是一整体，也可以如是说：它们每一党皆是国家的代表，并能超越党争之上。此种体系的缺点在于：内阁里有太多政党的代表席位，必须依照政党联盟来挑选部长人选，无法依照竞争的原则挑选内阁人员。一个由多党组成的政府，是不会感到自已负有完全的责任，此外，由一个政党的绝大多数支配着议会，而形成的一党专政体制，若不是以“专制统治”结局，就是导致民主政治领导权的问心有愧(bad conscience)。
 
一个国家若是剥夺公民的权力，而以官僚政制来治理事务，统治者的权力也超越了自己能力所能负荷；或者是国家权力为政党所不能掌握，纵然国家权力范围是公民理解力所能达到的，但是公民却无实际经验来掌握政治活动；那么，这样的国家是比另一种国家更易造成政治运动中禀承的“权力神秘化”。所以法西斯党在最初看来并没有什么特别。在一开始，它无非是一个主张国家民族至上的独裁集团而巳。
 
法西斯主义运动是一“超越党派的政党”，由于它声称代表国家整体的利益，所以能支配着国家政府，能使它与国家的最高权威相互认同，也能尝试使整体人民成为“国家政府的部份”。他们认为：运动与政党截然不同，运动必须没有“任何确定、具体的目标”好吧，我必须在这里说一遍，在这里的法西斯主义指的是意大利的法西斯的说。意大利并不是极权主义国家这一代大家要记清楚的说。希特勒的是国家社会主义运动的说，不要搞混了。
 
在法国，随着希特勒的崛起，共产党和法西斯党的滋长，使其政党之间的原有的关系产生隙缝，而在一夜之间，改变了长久以来的政党路线。法国的右派政党，本来是强烈反德国、支持对德战争的，但自一九三二年以后，却成为和平主义的先驱，力主与德国取得谅解；而左派则以相同的速度，甩开不惜任何代价的反战主义，而坚定的反抗德国。这已经不能用简单的投机来说明了。
 
现在让我们把时间拉回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一次世界大战爆裂了欧洲民族国家的和睦友谊，使得它再没有修复的可能。历史上从没有像这样彻底毁灭一切事物的战争。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整个欧洲的特征，是政治生活中普遍弥漫着分崩离析的气氛。仇恨、斗争遂如洪水般不可遏止。每一个人皆攻击其它人，甚至攻击他最亲密的邻人——斯拉夫人攻击捷克人，克罗埃西亚人攻击塞尔维亚人，乌克兰人攻击波兰人，这不仅仅是少数民族与国家人民之间的斗争而已。也正是在这一时期犹太人的问题被严重的激化了。
 
和平条约”根本无法适应战后欧洲的情势，因为缔造和平条约的政治家均属于战前的世代，他们的经验纯粹来自于战前对欧洲情势的认识，因此，根本不了解战争所带来的冲击力量，也无法理解和平的真谛。他们一心一意希望能在东欧与南欧建立起民族国家，也希望借着“少数民族条约”(minority treaties)的引导，以解决这两个领域积弊成习的民族问题。
 
而犹太人几乎在所有的新独立的国家中，都占据着广大的少数民族比例。少数民族一旦置身于民族国家的体制中，不是被同化，就是被消灭。无以数计的“无国籍人民”的来临对民族国家体制带来的损害，犹太人是“少数民族运动”的策动者，因为他们极需保护的力量，也因为他们具有运用国际关联的非凡力量，更重要的是因为在任何国家里，他们形成一巨大多数人口的群体，因之，被认为是“最具少数民族特色的少数民族”(minorité par excellence)，也就是说，犹太人是最须受国际组织保护的少数民族。犹太人除了受“少数民族体制”(a minority system)保护外，别无其它的庇护，而这个体制，目前已成为万人嘲弄的对象。
 
最后我们再来讲一下人权的衰落。（楼主码了好多字啊，太累啊，不想写了啊，草草结束吧）十八世纪末叶，“人权宣言”(the Declaration of the Rights of Man) 意味着：“法律的根源”(the source of Law)不再是上帝的指令，也不是历史演变下的习俗，而是“人”(Man)自己。人权是不可被“剥夺的”， 自己即是人权的根源，也是人权指向的终极目标。并且由于个人若不与某些更巨大的、环绕他的秩序发生关联，人就无法表现出是一个全然解放、独自拥有人性尊严的“全然孤立的存在”，所以人权也与民族联系在了一起。在十九世纪期间，随着人权概念的不断发展，人权的意义取得新的涵意：为保护那些权利极微小的人，而揭示人权。
 
“彻底剥夺人权最明显最重要的特征是，从剥夺一个人的安居权利中表现出来。任何人必须安居于一块地方，唯有置身于此地，他的言论才能有意义，他的行动才有力量。任何人一旦不再身属于他出生地的群体，他的任何抉择也不再属于这个群体，或者一旦被置于一种处境中，别人对他的处置(除非他犯了罪过)不再是依据他的所作所为，那么，某些比自由与公理——这是公民权的张本——更根本的事物，就真的是处于险境。这种困境就是民众被剥夺了人权之境况。他们不是被剥夺了享有自由、争取自由的权利，而是被剥夺了行动的权利；也不是被剥夺随意思想的权利，而是被剥夺了发表意见的权利。”
 
人权丧失就是意指丧失一切与言论有关的事物。缘此，亚理斯多德才会把奴隶排斥于“人”之范畴(category of people)以外。丧失民族、国家的权利也同时丧失了人权；近代以色列国家的建立可证明：唯有恢复，或建立民族、国家的权利，才可能重获人权。讲人话就是，人们发现只要把人权的前提给破坏掉，人权就会很轻易的被瓦解。在无国籍和少数民族的数目巨大化的同时，使得伪装就被撕破了。没有国家愿意接收这些人。我们的政治生活是奠基于一项基本前题之上，唯有透过组织才有可能缔造人人平等的权利，因为人唯有伴随着他相互平等的同伴，才能在一共同的世界中行动，也才能改变、建设一个共同的世界。但是这些人却被抛弃在共同体之外，这种最一般的个体性也就丧失了它存在的意义。
 
讲了那么多，楼主真心累了有木有啊。总结神马的就是最上面那个，大家自己看好了。TT @阿突  今天国哲写不动了的说。@甚没钱  没钱子，吾辈来填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