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18岁相遇，24岁结婚。27岁，我第一次带妻子住进精神病房。精神疾病怎样改变了一段婚姻？
译者：斯眉翻译协作群原文作者：Mark Lukach 转自译言网 http://select.yeeyan.org/view/14748/455091 第一次看到妻子乔治敦大学校园漫步时，我像个小丑似地大喊“美丽公主！”她是意大利人，光彩照人，我高攀不上，但我无所畏惧，几乎一见钟情。我们住同一栋新生公寓。她的笑容犹如太阳一样美丽，我马上学了些意大利语来取悦她，不到一个月我们就成了一对。如果我睡过头耽误了上课，她会来房间叫醒我；我则把玫瑰花束放在她门口。朱莉娅的平均分数优异，我会溜冰半周跳和9英尺长板冲浪。我们都让爱和被爱的奇妙感觉震住了。 毕业两年后我们结婚了，那时都只有24岁，我们的许多朋友还在忙着找第一份工作。我们把各自公寓内的行李打包到一辆正在移动的卡车上，对司机说：“去旧金山，等找到确切地址再告诉你。” 朱莉娅有具体的生活计划：在时尚公司当上市场主管，35岁时要有三个孩子。我的志向比较含糊，我想在旧金山海洋海滩徒手冲浪，快快乐乐地教高中历史，担任橄榄球和游泳教练。朱莉娅专注而实际，我的脑子动辄云里雾里，如果没有进水的话。结婚几年后，我们开始讨论要三子中的老大。到婚庆三周年时，我们迷人的青春期正向富有魅力的成年期过渡。朱莉娅找到了理想的工作。 美好的故事从此结束。 履新仅几周，朱莉娅的焦虑已达到前所未见的水平。她原本就神经兮兮，凡事要求尽善尽美。如今27岁时，她变得麻木僵化，确切地说是冷酷刻板，极度害怕让别人失望，给人留下错误印象。她会花一整天来构思一封电子邮件，把文本转发给我校正，即使这样，她还是不能发出去。她的脑子一片空白，只剩恐惧。吃饭时她盯着饭菜；夜里瞪着天花板。我尽可能晚睡，试着安抚她——我敢保证你工作做得非常出色，你一向很棒——但到了午夜难免打瞌睡，这让我十分内疚。我知道当我熟睡时，我亲爱的妻子被可怕的想法纠缠着无法入眠，痛苦地祈盼天明。 她去看了治疗师，接着是精神科专家，后者给她开了抗抑郁和安眠药物。我们两个都天真地认为是反应过度了。她还没那么糟，对吗？朱莉娅选择不吃药，而是打电话请了病假。然后有天晚上我们正刷牙时，朱莉娅让我把她的药藏起来，她说，“我不想把药放在家里，不想知道它们在哪。”我说好的，当然不会把它们放在家里，可是早上我起得晚了，匆匆忙忙去学校，忘了她的要求。当时我认为这是小疏忽，就像我把钱包放错了地方一样。但朱莉娅整天呆在家里，盯着两个橘黄色瓶子里的药片，竟敢全吃下去！我在上班，她没打电话告诉我——她知道我会直接回家。相反，她打电话给她远在意大利的母亲。整整四个小时我岳母用电话拖住朱莉娅，直到我回了家。
第二天早上我醒来，看见朱莉娅坐在床上，平静而语无伦次地谈论着昨夜与和上帝的交谈，我心里恐惧起来。朱莉娅的父母已登上从托斯卡纳到加利福尼亚的航班。我拨通了精神病专家的电话，他又叮嘱一遍，要吃药。此刻我认为那是很棒的主意——危机显然超出了我的底线。但朱莉娅仍然拒绝吃药。第二天早上当我醒来时，看见她在卧室里踱步，与魔鬼相谈甚欢。够了！那天朱莉娅的父母已经到了镇上，我开车跟二老一起送她到凯泽·珀默嫩特急诊室。凯泽急诊室无住院精神科，所以他们把我们送到了旧金山市中心的圣弗朗西斯纪念医院，在那里朱莉娅住院。我们都以为她在精神病院小住几天或者几小时、吃点药，脑子就会清醒。她会重新走上正轨，追求成为营销主任，在35岁前生三个孩子。 在候诊室，美好的幻想破灭了。朱莉娅今明天两天都不能回家。透过玻璃窗看见朱莉娅令人恐惧的新家，我问自己到底做了什么？这个地方到处暗藏危机，我美丽的妻子随时可能被毁掉。此外，她不是真的疯了，只是没睡好。她有压力，可能对工作太过担心，或者准备当妈妈让她紧张，精神根本没毛病。 然而，妻子病了，医生说是急性精神病。她几乎生活在幻觉之中，心里一直疑神疑鬼。以后的三周里，我每天晚上都在7:00-8:30探望朱莉娅。她大吼大叫，嘴里含糊不清地说着天堂、地狱、天使和魔鬼，没人明白是什么意思。一天晚上我走近朱莉娅的房间，她看见我之后瘫倒在床，高呼“我想死，我想死，我想死”。起初，她从牙缝中挤着说话，接着开始凶巴巴地吼叫“我想死，我想死”。听到妻子的尖叫或呢喃，我不知道哪一种声音更令人害怕。 我讨厌医院，因为它耗尽了我全部精力和乐观情绪。我无法想象它对于朱莉娅的意义。没错，她患有精神病，被自己的胡思乱想折磨着，需要照顾和帮助。对她来说，为了得到那种照料，就要不情愿地接受禁闭，让护理人员在臀部注射药物。 “马克，我认为情况糟糕透了，就算朱莉娅离世也不会这样，”一天晚上离开圣弗朗西斯纪念医院后岳母对我说，“我们探视的人不是我女儿，不知道她还能不能回来。”我默然不语，但同意这种说法。每天晚上我撕开伤口，并花费整整一天尝试将它缝合。 朱莉娅在医院呆了23天，比病房里其他人住的时间都长。有时候她让自己的幻觉吓着了；其他时候大家则来安慰她。使用大剂量抗精神病药物三周后，病症终于缓解。医生仍然没有确定病因，精神分裂症？大概不是；躁郁症？不太可能。在出院见面时医生向我解释道：朱莉娅要在家服药，这至关重要，而且可能很难，因为我无法像医院护士那样强行给她打针。在此期间，朱莉娅依然时而清醒时而。那次会面期间，她靠过来轻声对我说，她是魔鬼，必得永久禁闭。 如何让你的年轻妻子脱离精神危机，目前尚无这方面的指导手册。你爱的那个人已芳踪难觅，代之以一个神经兮兮、性情古怪的陌生人。每天，我都在品尝喜忧参半的滋味，几乎令人什么作呕。为了冷静下来，我迫使自己成为精神病患者的杰出老公。什么对朱莉娅的病情有利，什么不利，我都一一记录，让朱莉娅遵照医嘱服药。这意味着有时我要看着朱莉娅吞下去，然后检查她的口腔，以确定她未将药片藏在舌头下面。这种做法使我们之间变得不平等，令人不安。如同在学校中对待学生一样，我对朱莉娅行使着权威。我安慰自己说，我来做这些事会比朱莉娅做得更好，我认她应该服从我的控制，做个乖孩子。但事与愿违，精神病患者很少言听计从。所以当我说“把药吃了”或“去睡觉”，她的反应很糟糕，常常大吼“闭嘴”或“滚蛋”。我们之间的争执吵嚷最终闹到了医生办公室。我想自己应该与朱莉娅站在一边，但通常我都会与医生同一战线，而不是向着她。我希望妻子遵从医嘱，但她却置若罔闻。我尽一切可能配合医生的治疗计划，施以援手。 有一次出院后，朱莉娅的精神失常又持续了一个月。然后是长达八个月的抑郁、自杀、嗜睡及失控的折磨。我请了几个月的假，全天照顾朱莉娅，保证她的安全，甚至帮她起床。她的医生自始至终在改换药方，试图找到最好的药物组合。我的任务则是让朱莉娅按医嘱服药。 然后，朱莉娅几乎突然间好起来了。她的精神科医生告诉我们，朱莉娅长期所患的疾病可能是一种不再复发的病症 ：重度抑郁症，其症状属于神经崩溃范畴，只不过在病名上稍加掩饰。我们需要积极主动，小心谨慎，确保朱莉娅维持平衡稳定的生活习惯。这意味着她还要继续吃药，早点上床睡觉，吃得好、尽量避免酒精和咖啡因、定期锻炼身体。但是，一旦朱莉娅恢复健康，我们便迫不及待地步入正常的生活轨迹——在海滩上迎风漫步、卿卿我我，甚至恣意地嘚瑟打闹。朱莉娅急不可待地参加各种工作面试，并谋得一个比住院前更好的职位。我们从未想过她的病有复发的可能，为什么要那么想呢? 朱莉娅之前一直不适，但现在病情好转了 。为将来可能发生的疾病操心，就像求婚一样被拒令人扫兴。 奇怪的是，尽管我们试着回归危机前的生活，却发现彼此的关系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朱莉娅不再是纠结于细节的A型伴侣，相反地，她专注于活在当下，为健康而感恩。现在，出乎意料的是我成了顽固的人，百老汇剧目《奇怪情侣》中吹毛求疵的菲利克斯。这很奇怪，但至少我们的角色仍然互补，我们的婚姻还在低唱着向前，以至于在朱莉娅恢复心智一年多后，我们咨询了她的精神科医生、治疗师及妇产科医师，而且朱莉娅怀孕了。我把妻子送到精神病房不到两年后，我们的儿子出世了。在朱莉娅的五个月假期里，她陶醉着、吸吮着乔纳斯身上所有令人引以为豪的小东西——他的气味、他的大眼睛、他睡着时撅起的嘴唇。我订购了尿布，制定了时间表。我们同意让朱莉娅重返工作，而我则成为全职爸爸，在乔纳斯小睡时写作。太棒了——虽然只有十天。 
仅在四个无眠之夜之后，朱莉娅再次成为精神病患者。有一周朱莉娅为了抽取奶水而未吃午饭，同时，她还用FaceTiming和我及乔纳斯聊天。下一周她就禁不住聊起关于宇宙的宏伟计划。我装好瓶子和尿布，把乔纳斯放进车座扣好，把朱莉娅哄出门，再次驱车前往急诊室。一到那儿，我试图说服值班的精神病医生，说我可以处理。我知道在家如何照顾我妻子，之前做过这些，我们所需要的是跟从前一样的安定药物，朱莉娅服用后的疗效很好。医生不同意，她送我们到山景城的埃尔卡米诺医院，从我们家向南有一个小时的车程。在那里，医生指导朱莉娅最后一次给乔纳斯喂奶，喂奶须在服药之前，以避免母乳受到药物影响。乔纳斯吃完后，朱莉娅胡扯说天堂在地球上是怎样一个地方，上帝如何对每个人都制定了一个神圣计划。（这可能听起来让人欣慰，但相信我：事实并非如此。）然后医生从朱莉娅那里带走乔纳斯，把孩子交给我，将我妻子带走了。 一星期后，趁着朱莉娅在精神病房踱步之际，我去国家海岸公园见了我们的朋友卡斯和莱斯利。卡斯已经知道我担心重蹈覆辙，充当朱莉娅的看护人兼精神病专家的执行者。我们走在一片潮湿的沼泽地上，就在加利福尼亚美丽的海岸附近。卡斯从屁股兜里掏出一本小小的硬皮书，递给了我。“这里可能是另外一个选择，”他说。 这本由R.D.兰恩所著的《分裂的自我：对精神健全和精神分裂是否存在的研究》让我第一次见识了反精神病学。该书于1960年出版，当时兰恩年仅33岁，在精神疾病的治疗中，他的药物治疗法已占据主导地位。兰恩显然不喜欢这种转变，甚至不愿意将精神错乱假定为一种需要治疗的疾病。在一次辩论（在某些方面，它昭示了现代多元性神经运动的到来）中兰恩写道：“精神分裂症患者分裂的头脑可能揭露了许多头脑健全、思想封闭的正常人所不能想到的东西。”对他来说，精神病患者的怪异行为事实上并非坏事，也许他们正在努力用正当的方式来表达那些不容于传统社会的思想和感情？有没有可能某些患者的家人以及医生之所以把他们定性为精神病是为了让他们失去他人的信任？从兰恩的观点来看，对精神疾病的诠释是一种贬低，甚至有失人道，是由所谓正常人实施的一种权力剥夺行为。我发现《分裂的自我》读起来很痛苦，其中最撕心裂肺的句子是：“在我所见过的精神病患者中，没有一个人说自己曾被爱过。” 在兰恩著作的推动下，“疯子的尊严”运动如火如荼地蔓延开来。该运动模仿“同性恋的尊严”，“疯子”一词被响亮地叫出来，不再含糊不清，而成为积极的标识符。“疯子的尊严”源于精神病幸存者运动，旨在将精神疾病治疗的决定权从医生和出于善意的看护人手中拿回来，送还到患者手中。我尊敬一切权利运动，在我看来，每个人都应有赞同权和自决权，但兰恩的话很伤人。我把爱朱莉娅视为生命核心，在大约一年时间里，我把她的康复置于一切之上。我没有因朱莉娅而感到羞耻，相反，我为她以及她与病魔作战的努力而感到骄傲。如果真有绿色或橙色的精神病患者支持者丝带，我一定会戴上。 然而兰恩戳穿了我所珍视的一种自以为是的观念：我是个好丈夫。兰恩于1989年去世，比我拿起他的书的时间要早20多年，所以，谁知道他到底作何感想？他对于精神健康和它的治疗方法的看法会随着时间而改变。但我不否认当自己处于敏感状态时，我明白兰恩的话：病人是好的，医生是坏的。家人们听精神病医生的话，把事情弄糟了，并且笨手笨脚地成为精神病学罪行的帮凶。而我是个同谋，协同强迫朱莉娅违背意愿服用药物，使她变得冷漠、不快和迟钝，而这抑制了她的精神思想。同样是这种药物使朱莉娅活着，所以任何别的事情都是次要的，这才是我所关心的。我从未怀疑过我的动机的正确性。从一开始我就扮演着关怀者角色，帮助朱莉娅抹去自我——不是圣人，但绝对是在做正确的事。而兰恩使我觉得自己在折磨她。 
朱莉娅第二次入院甚至比第一次更艰难。有些晚上我在家安静度过，乔纳斯睡着之后，现实就呈现在面前：事情并没有结束。在精神病房朱莉娅收集树叶，把它们撒满房间。我去探视时，她倒出一大堆妄想问题和责难，然后弯下腰捧起叶子并吸气，好像叶子的气味能让她的思绪停止流动。我的思想也在斗争。兰恩的观点引发了许多问题。朱莉娅还应该入院治疗吗？她真有病吗？药物让事情变得更好还是更糟了？所有这些质问把我的自我怀疑推到悲伤和恐惧之上。如果朱莉娅患的是癌症或糖尿病，她会指导自己的治疗；因为得的是精神疾病，她无能为力。甚至没有人相信朱莉娅的看法。而在精神病学领域，诊断和治疗方案背后缺乏坚固的数据支撑。一些最杰出的精神病学带头人最近也因其不充分的研究根据而谴责自己的专业。2013年，国家精神健康学院总监托马斯·因塞尔批评说，《精神疾病诊断与统计手册》虽然被誉为精神病学的圣经，却缺乏科学严密性--尤其是对失调的定义，是基于症状而非客观衡量标准。他说，“剩下的药物”被认为是过时和疗效不足的，“相当于根据胸痛类型或发烧程度来创建诊断系统。”亚伦·弗朗西斯监督编写了1994年版的《精神疾病诊断与统计手册》，之后还著有《拯救正常人：一个知情人对失控精神病学诊断的反抗》、《精神疾病诊断与统计手册第五版》、《大制药公司》和《医学化正常生活》，他甚至更加直言不违地指出：“精神疾病的定义是不存在的，这是胡扯。” “我被诊断为抑郁狂躁型忧郁症，”杜布鲁和我说，“然而这个术语确实能解释一些东西，但无法区分大量细微差别。他说，他发现这个标签“令人有一种疏离感”。这一切让我产生共鸣。对于朱莉娅来说，也是同样的，所有诊断看起来都是错的。在她第一次精神病发作的时候，精神病学家排除了躁郁症的可能。三年后她第二次发病时，他们肯定她已经患上了躁郁症，除此之外，杜布鲁说，无论症状如何，精神学家都会用“可怕的语言来定义你。” 对于药物治疗，杜布鲁说，他相信对于是否有必要使用药物的问题，答案不是用“是”或“不是”就能说清楚的。最好的回复有时可能是“也许”，或者是某种药物。例如杜布鲁说，他每晚都服用锂盐，因为他相信经过四次住院治疗，并带着躁郁症标签生活十多年后，药物治疗已成为他保健的积极部分。不是全部解决方案，仅仅只是一小块。 这次交流非常令人欣慰，但是我真的很兴奋，并且当杜布鲁介绍疯狂地图的概念时，我开始细心关注。杜布鲁解释说，像一些先进的死亡侦探一样，疯狂地图允许精神病人描绘在未来遭遇精神健康危机时，他们所希望得到的护理模式。这种作法的逻辑是：如果一个人在身体正常时能够定义健康，能够从危机中区分出健康，那么，那个人就能为照顾自己作出规划。这些地图的目的不在于抗拒精神病学，尽管会有这种效果。制作地图旨在促使病人及其家庭成员提前计划，尽可能为应对旧病复发做好准备，甚至避免未来的错误，或至少使之最小化。 当乔纳斯16个月大时，朱莉娅和我在我们的药箱里准备了一瓶抗精神病药，以防万一。这看似合理，却是愚蠢的。我们从未听过疯狂地图，所以，从未讨论过朱莉娅吃这些药品的情形，而这只会让药品无效。当她睡眠不足时，要服用这些药品吗？还是当她完全发作时才会服药呢？如果等到她变成精神病人之后，她可能就成了偏执狂了，这就意味着她不能自主选择是否服药。那时候要说服她，几乎是不可能做到的。 
让我来勾勒一个场景：几个月前，朱莉娅油漆家具，当时是午夜时分。通常她睡的很早，一般在哄睡乔纳斯一两个小时后，而且她知道睡眠很重要。我劝她去睡。 “我玩的正开心呢，”朱莉娅说。 “好的，”我说，“但现在已经夜深了，去睡觉。” “不要，”她说。 “你知道这看起来像什么，对吗？”我说。 “你在说什么呢？” “我不是说你狂躁，但从表面看，这就像是狂躁症。呆到深夜不睡，画画，感觉充满能量……” 朱莉娅爆发了。“你凭什么告诉我该做什么？不准掌控我的生活！你不是主宰者。”争吵持续了好几天。所有涉及到“她生病时”的议题都会招致麻烦。在乔纳斯面前我们假装一切都好，但在接下来的72小时，任何一点小失误都会引发泰坦尼克沉船般的连锁反应。 接下来，在就画画之事吵架一周后，有一天朱莉娅工作得很辛苦。我们上床睡觉时，她平静地说，“我害怕压力过大的感觉。” 我问她这是什么意思。她搪塞说，“我不想谈这个了，因为我要睡觉，但我真的很怕。” 结果我也被吓坏了。她在担心自己的精神健康，我在试图忍住愤怒，害怕她不能照顾好自己。但我无法入眠，我把这归咎于她，我们又吵了几天。 到目前为止，朱莉娅已经健健康康的有一年了。她的工作蒸蒸日上，我也回去教书了，我们都深爱着儿子乔纳斯。生活近乎完美。 朱莉娅服用的药物似乎没有任何不良副作用。但即使在身为丈夫和妻子、父亲和母亲感觉最好的时候，看护者和病人的痕迹仍挥之不去。精神疾病的发作是短暂的，但它严重影响了我们的关系，它所带来的伤害要花几年来修复。朱莉娅生病时，我自以为自己的所作所为都是为她好，因为我爱她，而她又不能自主决定。要是在在某天她犯病时问她：“今天下午想干点什么？”她可能会回答，“我想从金门大桥跳下去。”我把维系家庭的完整当成自己的职责：付账单、保住工作、照顾好朱莉娅和我们的儿子。 现在，如果我让她去睡觉，她会抱怨说我在指挥她该干什么，在操控她的生活。这说的通，因为有段时间里我确实要连续几个月指挥她干这干那，并细心管理她的生活。同时，我很快发现她没能好好照顾自己。我们不是唯一遇到这种问题的人，无数有精神疾病患者的家庭都遇到过这种情况，以前的（或者也有将来的）一些患者会觉得被家长式作风严重的伴侣所束缚。 
这是疯狂地图让我们看到一丝希望的原因所在。最终，朱莉娅和我试着要去做一个，而且既然我们正在这样做，我得在某种程度上承认兰恩是对的：对于精神失常的治疗方法与权力有关。谁来决定什么行为是可以忍受的？谁来选择如何和何时执行规则？我们从讨论药柜中的药丸开始试着创建朱莉娅的地图。在什么情况下朱莉娅该服用它们，该服用多少？我采取了一条强硬措施：如果彻夜未眠，应服用最大剂量。朱莉娅想尽可能晚服药，并且希望一开始少用药。我们激烈争论，表明彼此的立场，并且互相攻击对方逻辑上的漏洞。最终我们得与朱莉娅的精神医生一起坐下来，寻找解决方法。现在我们有了一个计划——关于一瓶药丸的计划。这是一场小小的胜利，但却在正确的方向上迈出了真实的一步，而这样的尝试在那个世界是很少见的。 我们仍有一大堆事项要决定，大多相当复杂。朱莉娅仍然想在35岁前要3个孩子；我的关注点在于避免让她第三次入院。当我们安排时间讨论事情时，我们知道双方在为对峙制造日程空间。 但我相信，当我们一起坐下来讨论药物用量或怀孕时间表、或在怀孕期间服用锂盐的风险时，在这些谈话中，我们实质上是在说“我爱你”。我具体的语言也许是“我想你太急了”，但暗藏的意思是“我要你健康和满足，并且我想与你共度一生。在那些私密的事情上，我想倾听你和我有多少分歧，这样我们才能在一起。”而朱莉娅也许会说“给我一些空间”，但她心里想的是“我珍惜你为我做的一切，而我支持你做的每一件事，让我们把它做好。” 朱莉娅和我自然而然地相爱，在我们无忧无虑的青春期。我们现在不顾一切地相爱，要战胜精神病。在婚礼上我们这样向对方承诺：彼此相爱，永不分离，无论顺境还是逆境。回首往昔，我们也应该在平常生活中对彼此作出爱的承诺。是那些平常的日子，那些如今被危机改变了的日子，使我们的婚姻经受了最大的考验。我意识到疯狂地图无法使朱莉娅不入院，也不能避免我们为了如何照顾她而发生争执。但是，尝试共同规划人生的信念令人感觉愉快踏实。为了让朱莉娅微笑，我仍然愿意最大限度尽我所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