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题:自卑的好处
文:陈智瑶丨二级心理咨询师
对于一个自卑的人来说,自卑本身也令人自卑的。他们非常努力想要克服自卑,可是到最后却发现,自己就像一只一直追逐着自己尾巴的猫一样,原地打转。
如何接纳?首先要多想想自卑有什么好处。
早在上个世界,一位自卑的心理学家阿德勒就写出了《自卑与超越》这本心理学名著。他认为自卑可以成为人不断超越自己的动力。自卑的人不断克服自己的局限,让自己变得更好,于是他们的缺点越来越少,优点越来越多,自己也就成了更优秀的自己。
自卑推动人觉察自我,于是与自己的距离更贴近了,与自己的内心更贴近了,虽然对自己的评价总是偏低,但是一旦他们能突破限制,他们就能找到真正的自己。
自卑者为人谦卑,内心柔软,而且富有同理心,所以他们可以成为很好的倾听者,交到很好的朋友。遇到和自己同样自卑的人,彼此也能够互相理解,找到共鸣。
自卑的人做事谨慎,所以不会轻易冒险。知道自己的弱点,也就会回避伤害,所以他们其实很会保护自己,免于受到危险的伤害。
自卑还有很多好处,需要我们去一一发现,去接纳。
而这个发现并接纳的旅程,就是我们变得越来越自信的过程。
================转自壹心理=================
楼主按:其实自卑还是源于对某些事情的看不开,开不透,其实克服自卑的话,能让一个人更加强大,但是如何克服自卑,中间可能会经历很多困难,有点不成功便成仁的意思再里面,我们要做的就是多出去走走看看,对比一下,如果是其他的原因,则需要投其所好的去接触他,然后去感动他,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自己,相信生活

当我以苛刻的言语挑衅别的玩家的时候,他们往往会无视我。由于我也是事后诸葛亮,所以我记得自己曾因为此事而困扰。“他们为什么不捍卫自己?娱乐我!”那些无视我的人,甚至把我列入“忽略列表”以致收不到我的留言的人,就是懂得这个原则的人。 以下是我用来处理巨魔的几个方法: 1. 要有先见之明 巨魔正在攻击你。问问自己:如果我回应了这只巨魔,后果会怎样?这个问题需要我们停顿一下,深呼吸。我们要谨记我们看到攻击自我的言语的时候,会对自己说些什么。我的感受如何?为什么?我们会生气,是不是因为巨魔的留言有真实性?你在别的场合中有看过这样的情景吗?我们这些角度上的小转变,应该影响我们不要喂食巨魔,也让我们意识到,改变巨魔的想法,根本就是白费心机。 2. 和朋友聊聊 有时候,我们还是要发泄闷气。不用冥想或深呼吸运动,只要简单地将感受说出来。有一次,我在博客上分享了一则脆弱的故事,然后有一名读者从四面八方攻击了我。这感觉像我参加了集体治疗,向大家承认错误,并且和他们分享了我所学到的事,有人却站起来辱骂了我。我本想将博文删除,但是我和朋友讨论之后,他让我意识到删除博文,等于是喂食巨魔。这么做,会让他们知道我被影响了。最重要的教训是:删除博文,会使那些欣赏这则故事、并和它产生共鸣的人,失去了一些价值。专注于一只巨魔,会让其他重要的人扫兴。 3. 实践你的原则 如果你没有处理巨魔的原则,现在正是时候。遵守原则会那么有帮助,是因为它告诉我们如何行事。“要这么做,不要那么做。”它把焦点放在长远的成效,而冲动行事会导致许多有可能,却又不利的结果。我从心理学和哲学中学到的一件事是:没有人可以伤害你。我们如何告诉自己对于那个事件或人物的想法,就会产生同样的感受。因此,如果我们对自己说:“这个人竟敢对我说这种话”,我们就会产生权利与愤怒的感觉。就如马尔库斯·奥列里乌斯(Marcus Aurelius)所说,“它只有在摧毁你的人格的时候,才会摧毁你的生命。不然,它里外都无法伤害你。” 4. 三成定律 詹姆斯·阿图彻(James Altucher)在他的著作《选择自己》中,分享了一则故事,讲述他如何对质问他为何在博文中使用半裸女人的照片的批评者作出反应。照片中的女人回应博文,也分享了她的故事和启发。阿图彻说:“我已经反复看到了。不管你是谁,不管你做了什么,不管对象是谁,总会有三成的人会喜欢,三成的人会讨厌,三成的人不会在乎。选择爱你的人,不要再多花一秒钟在其他人身上,生命这样就会过得比较好。”把巨魔归类于应属的三成,然后继续走下去。 那对情侣最后结婚了吗?我最好的猜测就是他们结婚了。与此同时,我花了好几个小时玩视频游戏,折磨陌生人,到头来一事无成。这感觉像在过了很久的时间之后第一次抽烟,心跳加速,头昏眼花,留下了一种快感,但是这个感觉一转眼就没了。最终,所做到的,也只有伤害自己的身心。 参加婚礼的人可能泄气了一个小时左右,但是他们连承认我们也没有。他们最后达到了目的,但是我这只巨魔,只有往世界里增添了消极情绪,也伤害了自己。两个人快快乐乐地结婚,有一个人却依然孤单、难过。的确,处理过巨魔之后的第一个反应,就是发泄心中的闷气。这就像驾车一样:当一个人切入你前面的路的时候,你会觉得被不尊重,因此会逼近他的窗口看他们长得什么模样,或者打手势让他们知道他们不能就此逃脱。什么会使不回应巨魔那么难?就是我们许多人自然地会倾向于对我们的冲动作出反应。回应比忍住更为容易。我从来没有看过一只巨魔放手,说:“你知道吗,你是对的,我是错的。”
随着我们在网上越来越容易受伤害,我们被挑衅的机会也越来越多。你越是将自己呈现给别人,就越会遇到一些憎恨或者不了解你的工作的人。科技比我们更快成熟,所以巨魔总是会存在,也会感到有必要破坏你和你的工作。为什么?因为他们没事做。看到你追逐着一个有艺术性,又值得的努力,让他们愁闷。 没有巨魔的世界,有可能吗?几乎不可能。所以,我们就不要再问不可能的事了。但是,我们可以遵循一个原则,能保障我们的创意与生产力,又能不让巨魔接近。无论如何:不要喂食巨魔。 你呢?你怎么处理生命中的巨魔? 反思之后,轻松一下,这是另一篇,也许会有出人意料的效果 14个“模拟人生”玩家做过的最疯狂狗血的小事 一个Reddit用户问过这样一个问题:“你在模拟人生游戏里做过的最坏的事是什么?” 1.我这只巨魔,只有往世界里增添了消极情绪。


“我的青少年儿子没把按时起床上学当回事儿。所以我把他圈在一个1×1的房间里,一直到他被自己的尿憋死。” 4.
“这也不是太虐心,但是还是有很多模拟市民死了。 我想建造一个带墓地的教堂。所以我建了个简单的小房子,让一个八口之家入住。等他们都进房子了,我就把门去掉,然后放了把火烧房子。哈哈,马上就出现了八个墓碑。 这样重复个九次,你就得到一个全是墓碑的墓地了。然后我就建了个教堂,放了一个牧师进去,照看整个墓园。 5.
“我有次跟一个小人分手,然后又把他邀请过来淹死了他,就是为了给我们的私生子看看他的墓碑。这么说乍一听起来真是太坏了。” 6.
“我最近一次玩模拟人生的时候,想跟一个我很喜欢的女小人结婚。但问题是她已经有一个丈夫了,我没有像正常的那样跟她提高关系然后劝她离开她丈夫,而是跟她丈夫成为麻吉,劝他跟我搬到一起住,然后把他淹死,这么一来我就可以娶他的老婆啦。 然后我就搬进去跟他老婆住(她住一个好大的房子),还杀了她房子里所有的家人,因为我不想照顾其他跟她住一起的小人,但是我又想要这个大房子。” 7.
“我造了个闹鬼的房子,为城里的墓地添了三个家庭。然后游戏终于忍不住跳出个提示说,模拟人生是生活模拟游戏,但是我杀了太多的模拟市民了。” 8.
“我造了个有整洁控的小人。我把他放在一个非常超现实的小房子里,加上一个婚礼自助餐台还有一个仓鼠什么的,然后把门去掉了。最后因为环境不整洁,而且宠物快死了,他就疯了。最后自助餐台的食物都坏了,他就饿死了。我把他的骨灰坛放在房间里,又重复好几次了相同的游戏操作,而且每次都把死掉小人的骨灰坛放在房间里。最后,第十个小人每个晚上都无法入睡,因为他被跟一群长相跟自己一样的鬼魂给吓到了。” 9.
“我只是在玩的时候睡着了,等我醒来的时候,社工把孩子都带走了,因为小人家长在没日没夜地玩游戏。” 10.
“我让我的小人接连跟四个不一样的男小人生了六个孩纸。小人跟最后一个孩纸的爸比一起住的时候,就会把这个男小人给杀了,这样一来我的孩纸都不知道他们的爸比是谁。与此同时,我还跟镇上每个可以约的人调情,让他们跟自己的伴侣分开变成普通朋友。我就享受制造敌人的乐趣。 我还去墓园,在墓碑上写很刻薄的墓志铭。” 11.
“我记得是在玩模拟人生2的时候,我造了一屋子以电视真人秀为原本的小人,然后打开自由意识,然后让某个人每三天根据受欢迎度投否决票。最不受欢迎的那个人自然就被杀啦。” 12.
“在玩魔法天地的时候,我有条很聪明的狗叫AJ,家里每个人都很喜欢它。它从来不制造麻烦,给主人们带来了不少欢乐。我决定训练我的魔法等级的时候,想练出能把宠物变成人类的魔咒,这样一来AJ就可以是家庭一员了。 结果他变成一个特别差劲的人,还虐待他的家庭,所以我们要把他给干掉。我建了个很大的墓,然后把他困在里面。一家子在外面听音乐,他在里面慢慢饿死。他们买了一条新的狗,在他永久居住的墓地外面跟那条狗玩的特别欢。最后一只巨龙出现了,把一家子全烧死了。 这都是什么游戏啊。” 13.
“我把我的模拟儿子训练到可以做截图绘画。然后我又逼着他画我的裸体,或者在我跟他妈/其他女人啪啪啪的时候作画。然后我把这些画挂得到处都是。” 14.
“我造了一个全是游泳池的房子,而屋里每个东西都像是在一个岛上。小人每次都要游着泳去拿吃的,睡觉,尿尿,玩篮球等等等等,更不用说一直要从泳衣换回日常的衣服,我的小人都快累死了。” 转自译言网 译者:搬那度原文作者: Paul Jun 网址:http://select.yeeyan.org/view/538142/454140 译者:Singingmonster原文作者:Jamie Jones 网址:http://select.yeeyan.org/view/215028/450651
第二天早上我醒来,看见朱莉娅坐在床上,平静而语无伦次地谈论着昨夜与和上帝的交谈,我心里恐惧起来。朱莉娅的父母已登上从托斯卡纳到加利福尼亚的航班。我拨通了精神病专家的电话,他又叮嘱一遍,要吃药。此刻我认为那是很棒的主意——危机显然超出了我的底线。但朱莉娅仍然拒绝吃药。第二天早上当我醒来时,看见她在卧室里踱步,与魔鬼相谈甚欢。够了!那天朱莉娅的父母已经到了镇上,我开车跟二老一起送她到凯泽·珀默嫩特急诊室。凯泽急诊室无住院精神科,所以他们把我们送到了旧金山市中心的圣弗朗西斯纪念医院,在那里朱莉娅住院。我们都以为她在精神病院小住几天或者几小时、吃点药,脑子就会清醒。她会重新走上正轨,追求成为营销主任,在35岁前生三个孩子。 在候诊室,美好的幻想破灭了。朱莉娅今明天两天都不能回家。透过玻璃窗看见朱莉娅令人恐惧的新家,我问自己到底做了什么?这个地方到处暗藏危机,我美丽的妻子随时可能被毁掉。此外,她不是真的疯了,只是没睡好。她有压力,可能对工作太过担心,或者准备当妈妈让她紧张,精神根本没毛病。 然而,妻子病了,医生说是急性精神病。她几乎生活在幻觉之中,心里一直疑神疑鬼。以后的三周里,我每天晚上都在7:00-8:30探望朱莉娅。她大吼大叫,嘴里含糊不清地说着天堂、地狱、天使和魔鬼,没人明白是什么意思。一天晚上我走近朱莉娅的房间,她看见我之后瘫倒在床,高呼“我想死,我想死,我想死”。起初,她从牙缝中挤着说话,接着开始凶巴巴地吼叫“我想死,我想死”。听到妻子的尖叫或呢喃,我不知道哪一种声音更令人害怕。 我讨厌医院,因为它耗尽了我全部精力和乐观情绪。我无法想象它对于朱莉娅的意义。没错,她患有精神病,被自己的胡思乱想折磨着,需要照顾和帮助。对她来说,为了得到那种照料,就要不情愿地接受禁闭,让护理人员在臀部注射药物。 “马克,我认为情况糟糕透了,就算朱莉娅离世也不会这样,”一天晚上离开圣弗朗西斯纪念医院后岳母对我说,“我们探视的人不是我女儿,不知道她还能不能回来。”我默然不语,但同意这种说法。每天晚上我撕开伤口,并花费整整一天尝试将它缝合。 朱莉娅在医院呆了23天,比病房里其他人住的时间都长。有时候她让自己的幻觉吓着了;其他时候大家则来安慰她。使用大剂量抗精神病药物三周后,病症终于缓解。医生仍然没有确定病因,精神分裂症?大概不是;躁郁症?不太可能。在出院见面时医生向我解释道:朱莉娅要在家服药,这至关重要,而且可能很难,因为我无法像医院护士那样强行给她打针。在此期间,朱莉娅依然时而清醒时而。那次会面期间,她靠过来轻声对我说,她是魔鬼,必得永久禁闭。 如何让你的年轻妻子脱离精神危机,目前尚无这方面的指导手册。你爱的那个人已芳踪难觅,代之以一个神经兮兮、性情古怪的陌生人。每天,我都在品尝喜忧参半的滋味,几乎令人什么作呕。为了冷静下来,我迫使自己成为精神病患者的杰出老公。什么对朱莉娅的病情有利,什么不利,我都一一记录,让朱莉娅遵照医嘱服药。这意味着有时我要看着朱莉娅吞下去,然后检查她的口腔,以确定她未将药片藏在舌头下面。这种做法使我们之间变得不平等,令人不安。如同在学校中对待学生一样,我对朱莉娅行使着权威。我安慰自己说,我来做这些事会比朱莉娅做得更好,我认她应该服从我的控制,做个乖孩子。但事与愿违,精神病患者很少言听计从。所以当我说“把药吃了”或“去睡觉”,她的反应很糟糕,常常大吼“闭嘴”或“滚蛋”。我们之间的争执吵嚷最终闹到了医生办公室。我想自己应该与朱莉娅站在一边,但通常我都会与医生同一战线,而不是向着她。我希望妻子遵从医嘱,但她却置若罔闻。我尽一切可能配合医生的治疗计划,施以援手。 有一次出院后,朱莉娅的精神失常又持续了一个月。然后是长达八个月的抑郁、自杀、嗜睡及失控的折磨。我请了几个月的假,全天照顾朱莉娅,保证她的安全,甚至帮她起床。她的医生自始至终在改换药方,试图找到最好的药物组合。我的任务则是让朱莉娅按医嘱服药。 然后,朱莉娅几乎突然间好起来了。她的精神科医生告诉我们,朱莉娅长期所患的疾病可能是一种不再复发的病症 :重度抑郁症,其症状属于神经崩溃范畴,只不过在病名上稍加掩饰。我们需要积极主动,小心谨慎,确保朱莉娅维持平衡稳定的生活习惯。这意味着她还要继续吃药,早点上床睡觉,吃得好、尽量避免酒精和咖啡因、定期锻炼身体。但是,一旦朱莉娅恢复健康,我们便迫不及待地步入正常的生活轨迹——在海滩上迎风漫步、卿卿我我,甚至恣意地嘚瑟打闹。朱莉娅急不可待地参加各种工作面试,并谋得一个比住院前更好的职位。我们从未想过她的病有复发的可能,为什么要那么想呢? 朱莉娅之前一直不适,但现在病情好转了 。为将来可能发生的疾病操心,就像求婚一样被拒令人扫兴。 奇怪的是,尽管我们试着回归危机前的生活,却发现彼此的关系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朱莉娅不再是纠结于细节的A型伴侣,相反地,她专注于活在当下,为健康而感恩。现在,出乎意料的是我成了顽固的人,百老汇剧目《奇怪情侣》中吹毛求疵的菲利克斯。这很奇怪,但至少我们的角色仍然互补,我们的婚姻还在低唱着向前,以至于在朱莉娅恢复心智一年多后,我们咨询了她的精神科医生、治疗师及妇产科医师,而且朱莉娅怀孕了。我把妻子送到精神病房不到两年后,我们的儿子出世了。在朱莉娅的五个月假期里,她陶醉着、吸吮着乔纳斯身上所有令人引以为豪的小东西——他的气味、他的大眼睛、他睡着时撅起的嘴唇。我订购了尿布,制定了时间表。我们同意让朱莉娅重返工作,而我则成为全职爸爸,在乔纳斯小睡时写作。太棒了——虽然只有十天。
仅在四个无眠之夜之后,朱莉娅再次成为精神病患者。有一周朱莉娅为了抽取奶水而未吃午饭,同时,她还用FaceTiming和我及乔纳斯聊天。下一周她就禁不住聊起关于宇宙的宏伟计划。我装好瓶子和尿布,把乔纳斯放进车座扣好,把朱莉娅哄出门,再次驱车前往急诊室。一到那儿,我试图说服值班的精神病医生,说我可以处理。我知道在家如何照顾我妻子,之前做过这些,我们所需要的是跟从前一样的安定药物,朱莉娅服用后的疗效很好。医生不同意,她送我们到山景城的埃尔卡米诺医院,从我们家向南有一个小时的车程。在那里,医生指导朱莉娅最后一次给乔纳斯喂奶,喂奶须在服药之前,以避免母乳受到药物影响。乔纳斯吃完后,朱莉娅胡扯说天堂在地球上是怎样一个地方,上帝如何对每个人都制定了一个神圣计划。(这可能听起来让人欣慰,但相信我:事实并非如此。)然后医生从朱莉娅那里带走乔纳斯,把孩子交给我,将我妻子带走了。 一星期后,趁着朱莉娅在精神病房踱步之际,我去国家海岸公园见了我们的朋友卡斯和莱斯利。卡斯已经知道我担心重蹈覆辙,充当朱莉娅的看护人兼精神病专家的执行者。我们走在一片潮湿的沼泽地上,就在加利福尼亚美丽的海岸附近。卡斯从屁股兜里掏出一本小小的硬皮书,递给了我。“这里可能是另外一个选择,”他说。 这本由R.D.兰恩所著的《分裂的自我:对精神健全和精神分裂是否存在的研究》让我第一次见识了反精神病学。该书于1960年出版,当时兰恩年仅33岁,在精神疾病的治疗中,他的药物治疗法已占据主导地位。兰恩显然不喜欢这种转变,甚至不愿意将精神错乱假定为一种需要治疗的疾病。在一次辩论(在某些方面,它昭示了现代多元性神经运动的到来)中兰恩写道:“精神分裂症患者分裂的头脑可能揭露了许多头脑健全、思想封闭的正常人所不能想到的东西。”对他来说,精神病患者的怪异行为事实上并非坏事,也许他们正在努力用正当的方式来表达那些不容于传统社会的思想和感情?有没有可能某些患者的家人以及医生之所以把他们定性为精神病是为了让他们失去他人的信任?从兰恩的观点来看,对精神疾病的诠释是一种贬低,甚至有失人道,是由所谓正常人实施的一种权力剥夺行为。我发现《分裂的自我》读起来很痛苦,其中最撕心裂肺的句子是:“在我所见过的精神病患者中,没有一个人说自己曾被爱过。” 在兰恩著作的推动下,“疯子的尊严”运动如火如荼地蔓延开来。该运动模仿“同性恋的尊严”,“疯子”一词被响亮地叫出来,不再含糊不清,而成为积极的标识符。“疯子的尊严”源于精神病幸存者运动,旨在将精神疾病治疗的决定权从医生和出于善意的看护人手中拿回来,送还到患者手中。我尊敬一切权利运动,在我看来,每个人都应有赞同权和自决权,但兰恩的话很伤人。我把爱朱莉娅视为生命核心,在大约一年时间里,我把她的康复置于一切之上。我没有因朱莉娅而感到羞耻,相反,我为她以及她与病魔作战的努力而感到骄傲。如果真有绿色或橙色的精神病患者支持者丝带,我一定会戴上。 然而兰恩戳穿了我所珍视的一种自以为是的观念:我是个好丈夫。兰恩于1989年去世,比我拿起他的书的时间要早20多年,所以,谁知道他到底作何感想?他对于精神健康和它的治疗方法的看法会随着时间而改变。但我不否认当自己处于敏感状态时,我明白兰恩的话:病人是好的,医生是坏的。家人们听精神病医生的话,把事情弄糟了,并且笨手笨脚地成为精神病学罪行的帮凶。而我是个同谋,协同强迫朱莉娅违背意愿服用药物,使她变得冷漠、不快和迟钝,而这抑制了她的精神思想。同样是这种药物使朱莉娅活着,所以任何别的事情都是次要的,这才是我所关心的。我从未怀疑过我的动机的正确性。从一开始我就扮演着关怀者角色,帮助朱莉娅抹去自我——不是圣人,但绝对是在做正确的事。而兰恩使我觉得自己在折磨她。
朱莉娅第二次入院甚至比第一次更艰难。有些晚上我在家安静度过,乔纳斯睡着之后,现实就呈现在面前:事情并没有结束。在精神病房朱莉娅收集树叶,把它们撒满房间。我去探视时,她倒出一大堆妄想问题和责难,然后弯下腰捧起叶子并吸气,好像叶子的气味能让她的思绪停止流动。我的思想也在斗争。兰恩的观点引发了许多问题。朱莉娅还应该入院治疗吗?她真有病吗?药物让事情变得更好还是更糟了?所有这些质问把我的自我怀疑推到悲伤和恐惧之上。如果朱莉娅患的是癌症或糖尿病,她会指导自己的治疗;因为得的是精神疾病,她无能为力。甚至没有人相信朱莉娅的看法。而在精神病学领域,诊断和治疗方案背后缺乏坚固的数据支撑。一些最杰出的精神病学带头人最近也因其不充分的研究根据而谴责自己的专业。2013年,国家精神健康学院总监托马斯·因塞尔批评说,《精神疾病诊断与统计手册》虽然被誉为精神病学的圣经,却缺乏科学严密性--尤其是对失调的定义,是基于症状而非客观衡量标准。他说,“剩下的药物”被认为是过时和疗效不足的,“相当于根据胸痛类型或发烧程度来创建诊断系统。”亚伦·弗朗西斯监督编写了1994年版的《精神疾病诊断与统计手册》,之后还著有《拯救正常人:一个知情人对失控精神病学诊断的反抗》、《精神疾病诊断与统计手册第五版》、《大制药公司》和《医学化正常生活》,他甚至更加直言不违地指出:“精神疾病的定义是不存在的,这是胡扯。” “我被诊断为抑郁狂躁型忧郁症,”杜布鲁和我说,“然而这个术语确实能解释一些东西,但无法区分大量细微差别。他说,他发现这个标签“令人有一种疏离感”。这一切让我产生共鸣。对于朱莉娅来说,也是同样的,所有诊断看起来都是错的。在她第一次精神病发作的时候,精神病学家排除了躁郁症的可能。三年后她第二次发病时,他们肯定她已经患上了躁郁症,除此之外,杜布鲁说,无论症状如何,精神学家都会用“可怕的语言来定义你。” 对于药物治疗,杜布鲁说,他相信对于是否有必要使用药物的问题,答案不是用“是”或“不是”就能说清楚的。最好的回复有时可能是“也许”,或者是某种药物。例如杜布鲁说,他每晚都服用锂盐,因为他相信经过四次住院治疗,并带着躁郁症标签生活十多年后,药物治疗已成为他保健的积极部分。不是全部解决方案,仅仅只是一小块。 这次交流非常令人欣慰,但是我真的很兴奋,并且当杜布鲁介绍疯狂地图的概念时,我开始细心关注。杜布鲁解释说,像一些先进的死亡侦探一样,疯狂地图允许精神病人描绘在未来遭遇精神健康危机时,他们所希望得到的护理模式。这种作法的逻辑是:如果一个人在身体正常时能够定义健康,能够从危机中区分出健康,那么,那个人就能为照顾自己作出规划。这些地图的目的不在于抗拒精神病学,尽管会有这种效果。制作地图旨在促使病人及其家庭成员提前计划,尽可能为应对旧病复发做好准备,甚至避免未来的错误,或至少使之最小化。 当乔纳斯16个月大时,朱莉娅和我在我们的药箱里准备了一瓶抗精神病药,以防万一。这看似合理,却是愚蠢的。我们从未听过疯狂地图,所以,从未讨论过朱莉娅吃这些药品的情形,而这只会让药品无效。当她睡眠不足时,要服用这些药品吗?还是当她完全发作时才会服药呢?如果等到她变成精神病人之后,她可能就成了偏执狂了,这就意味着她不能自主选择是否服药。那时候要说服她,几乎是不可能做到的。
让我来勾勒一个场景:几个月前,朱莉娅油漆家具,当时是午夜时分。通常她睡的很早,一般在哄睡乔纳斯一两个小时后,而且她知道睡眠很重要。我劝她去睡。 “我玩的正开心呢,”朱莉娅说。 “好的,”我说,“但现在已经夜深了,去睡觉。” “不要,”她说。 “你知道这看起来像什么,对吗?”我说。 “你在说什么呢?” “我不是说你狂躁,但从表面看,这就像是狂躁症。呆到深夜不睡,画画,感觉充满能量……” 朱莉娅爆发了。“你凭什么告诉我该做什么?不准掌控我的生活!你不是主宰者。”争吵持续了好几天。所有涉及到“她生病时”的议题都会招致麻烦。在乔纳斯面前我们假装一切都好,但在接下来的72小时,任何一点小失误都会引发泰坦尼克沉船般的连锁反应。 接下来,在就画画之事吵架一周后,有一天朱莉娅工作得很辛苦。我们上床睡觉时,她平静地说,“我害怕压力过大的感觉。” 我问她这是什么意思。她搪塞说,“我不想谈这个了,因为我要睡觉,但我真的很怕。” 结果我也被吓坏了。她在担心自己的精神健康,我在试图忍住愤怒,害怕她不能照顾好自己。但我无法入眠,我把这归咎于她,我们又吵了几天。 到目前为止,朱莉娅已经健健康康的有一年了。她的工作蒸蒸日上,我也回去教书了,我们都深爱着儿子乔纳斯。生活近乎完美。 朱莉娅服用的药物似乎没有任何不良副作用。但即使在身为丈夫和妻子、父亲和母亲感觉最好的时候,看护者和病人的痕迹仍挥之不去。精神疾病的发作是短暂的,但它严重影响了我们的关系,它所带来的伤害要花几年来修复。朱莉娅生病时,我自以为自己的所作所为都是为她好,因为我爱她,而她又不能自主决定。要是在在某天她犯病时问她:“今天下午想干点什么?”她可能会回答,“我想从金门大桥跳下去。”我把维系家庭的完整当成自己的职责:付账单、保住工作、照顾好朱莉娅和我们的儿子。 现在,如果我让她去睡觉,她会抱怨说我在指挥她该干什么,在操控她的生活。这说的通,因为有段时间里我确实要连续几个月指挥她干这干那,并细心管理她的生活。同时,我很快发现她没能好好照顾自己。我们不是唯一遇到这种问题的人,无数有精神疾病患者的家庭都遇到过这种情况,以前的(或者也有将来的)一些患者会觉得被家长式作风严重的伴侣所束缚。
这是疯狂地图让我们看到一丝希望的原因所在。最终,朱莉娅和我试着要去做一个,而且既然我们正在这样做,我得在某种程度上承认兰恩是对的:对于精神失常的治疗方法与权力有关。谁来决定什么行为是可以忍受的?谁来选择如何和何时执行规则?我们从讨论药柜中的药丸开始试着创建朱莉娅的地图。在什么情况下朱莉娅该服用它们,该服用多少?我采取了一条强硬措施:如果彻夜未眠,应服用最大剂量。朱莉娅想尽可能晚服药,并且希望一开始少用药。我们激烈争论,表明彼此的立场,并且互相攻击对方逻辑上的漏洞。最终我们得与朱莉娅的精神医生一起坐下来,寻找解决方法。现在我们有了一个计划——关于一瓶药丸的计划。这是一场小小的胜利,但却在正确的方向上迈出了真实的一步,而这样的尝试在那个世界是很少见的。 我们仍有一大堆事项要决定,大多相当复杂。朱莉娅仍然想在35岁前要3个孩子;我的关注点在于避免让她第三次入院。当我们安排时间讨论事情时,我们知道双方在为对峙制造日程空间。 但我相信,当我们一起坐下来讨论药物用量或怀孕时间表、或在怀孕期间服用锂盐的风险时,在这些谈话中,我们实质上是在说“我爱你”。我具体的语言也许是“我想你太急了”,但暗藏的意思是“我要你健康和满足,并且我想与你共度一生。在那些私密的事情上,我想倾听你和我有多少分歧,这样我们才能在一起。”而朱莉娅也许会说“给我一些空间”,但她心里想的是“我珍惜你为我做的一切,而我支持你做的每一件事,让我们把它做好。” 朱莉娅和我自然而然地相爱,在我们无忧无虑的青春期。我们现在不顾一切地相爱,要战胜精神病。在婚礼上我们这样向对方承诺:彼此相爱,永不分离,无论顺境还是逆境。回首往昔,我们也应该在平常生活中对彼此作出爱的承诺。是那些平常的日子,那些如今被危机改变了的日子,使我们的婚姻经受了最大的考验。我意识到疯狂地图无法使朱莉娅不入院,也不能避免我们为了如何照顾她而发生争执。但是,尝试共同规划人生的信念令人感觉愉快踏实。为了让朱莉娅微笑,我仍然愿意最大限度尽我所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