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前145或前135—前87？），字子长，西汉夏阳（今陕西韩城，一说山西河津）人，中国古代伟大的史学家、思想家、文学家，被后人尊称为“史圣”。他最大的贡献是创作了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史记》（原名《太史公书》）。《史记》记载了从上古传说中的黄帝时期，到汉武帝元狩元年（公元前122年），长达3000多年的历史。司马迁以其“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史识完成的《史记》，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通史，被鲁迅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对后世影响巨大。
中文名： 司马迁
别名： 司马子长，太史公
国籍： 中国
民族： 汉族
出生地： 龙门（今陕西韩城或说山西河津）
出生日期： 前145年或前135年
逝世日期： 前87年？
职业： 史官
主要成就： 编著《史记》，开创纪传体史学
代表作品： 《史记》
简介
司马迁（大约前145年~大约前90年），字子长，一说左冯翊夏阳（今陕西韩城南）人，一说龙门（今山西河津）人，中国西汉伟大的史学家、文学家、思想家。
其父司马谈为太史令（相当于现在国家图书馆馆长一职）。父亲司马谈学问渊博，曾“学官于唐都，受易于杨何，习道论于黄子”，早年司马迁在故乡过着贫苦的生活，10岁开始读古书，学习十分认真刻苦，遇到疑难问题，总是反复思考，直到弄明白为止。20岁那年，司马迁从长安出发，到各地游历。后来回到长安，作了郎中。他几次同汉武帝出外巡游，到过很多地方。35岁那年，汉武帝派他出使云南、四川、贵州等地。他了解到那里的一些少数民族的风土人情。他父亲司马谈死后，公元前108年（元封三年），司马迁接替做了太史令。公元前104年（太初元年），与天文学家唐都等人共订“太初历”。同年，开始动手编《史记》。公元前99年（天汉二年），李陵出击匈奴，兵败投降，汉武帝大怒。司马迁为李陵辩护，得罪了汉武帝，获罪被捕，被判死刑。“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用之所趋异也。”（《报任安书》）为了完成父亲遗愿，完成《史记》，留与后人，含垢忍辱忍受“腐刑(割掉鼻子或者生殖器官的酷刑)”。公元前96年（太始元年）获赦出狱，做了中书令，掌握皇帝的文书机要。他发愤著书，全力写作《史记》，大约在他55岁那年终于完成了全书的撰写和修改工作。司马迁以其“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史识，成就了《史记》——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全书130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余字。《史记》全书包括十二本纪（记历代帝王政绩）、三十世家（记诸侯国和汉代诸侯、勋贵兴亡）、七十列传（记重要人物的言行事迹，主要叙人臣，其中最后一篇为自序）、十表（大事年表）、八书（记各种典章制度记礼、乐、音律、历法、天文、封禅、水利、财用）.对后世的影响极为巨大，被称为“信史”。
世系
司马迁明代画像[1] 司马迁自称其先祖是颛顼时期的天官。《史记·太史公自序》记载“昔在颛顼，命南正重司天，火正黎司地。唐、虞之际，绍重、黎之后，使复典之，至于夏、商，故重、黎氏世序天地。”周宣王时期，司马迁的祖上来到秦国。他的直系祖先是战国时期秦国著名的武将司马错。秦惠文王时期，司马错曾经在朝堂上与张仪辩论，辩论内容被收入《战国策·秦策》，后收入《古文观止》，名为《司马错论伐蜀》。辩论胜利后，秦惠文王派司马错等人出兵巴蜀，得胜而守之。六世祖司马靳为名将武安君白起副手，参与长平之战，坑杀赵卒四十万人，司马错、司马靳等军事之功为秦国奠定了一统天下的军事基础。
司马迁的父亲是西汉武帝时期太史令司马谈。司马谈是当时一位非常杰出的学者，著有《论六家要旨》一文，系统总结了春秋战国秦至汉初以来阴阳、儒、墨、法、名、道各家思想的利弊得失，并对道家思想进行了高度肯定。该文是对春秋战国以来的诸子百家思想的高度概括和凝练总结。
司马谈在约汉武帝建元六年至元封元年间任太史令。公元前145年，司马迁出生于家乡夏阳（今陕西省韩城市）。从小受到良好的教育。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上，司马迁说：“迁生龙门，耕牧河山之阳。年十岁则诵古文。”十九岁时，他从长安出发，足迹遍及江淮流域和中原地区，所到之处考察风俗，采集传说。在《自序》上司马迁说“（他）二十而南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窥九疑，浮沅、湘。北涉汶、泗，讲业齐鲁之都，观夫子遗风，乡射邹峄；厄困蕃、薛、彭城，过梁、楚以归。于是迁仕为郎中，奉使西征巴、蜀以南，略邛、莋、昆明，还报命。”二十五岁时，他又以使者监军的身份，出使西南夷，担负起在西南设郡的任务。足迹遍及“邛、莋、昆明”等地。
汉武帝元封元年（前110年）司马谈去世，三年之后，司马迁承袭父职，任太史令，同时也继承父亲遗志（司马谈临终曾对司马迁说：“余死，汝必为太史；为太史，无忘吾所欲论著矣。”)，准备撰写一部通史。汉武帝太初元年（前104年），司马迁与唐都、落下闳等共同定立了“太初历”，该历法改变了秦代使用的颛顼历以十月为岁首的习惯，而改以正月为岁首。从而，为中国的农耕社会奠定了其后两千年来所尊奉的历法基础。之后司马迁便潜心修史，专心写作，开始了《史记》的写作。
生平
司马迁生卒年代，史无明文。近人王国维《太史公行年考》认为司马迁生于公元前145年（汉景帝中元五年），一说生于公元前135年（汉武帝建元六年）；大约卒于公元前86年（汉昭帝始元元年），一说卒于公元前87年（汉武帝后元二年），又一说卒于公元前90年（汉武帝征和三年）。据说司马迁家自唐虞至周，都是世代相传的历史家和天文家。司马错是秦惠王时伐蜀的名将，司马昌是秦始皇的铁官，到了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又做汉武帝的太史令，恢复了祖传的史官恒业。
少年受业
司马迁的少年时代，“耕牧河山之阳”。司马迁在这“山环水带，嵌镶蜿蜒”（《韩城县志序》）的自然环境里成长，既被山川的清淑之气所陶冶，又对民间生活有一定体验。
10岁，司马迁随父亲至京师长安，得向老博士伏生、大儒孔安国学习；家学渊源既深，复从名师受业，启发诱导，获益不浅。这个时候，正当汉王朝国势强大，经济繁荣，文化兴盛的时候，张骞奉使通西域，卫青、霍去病大破匈奴，汉武帝设立乐府，也是司马迁在京城里丰富见闻，热情迸发的时候。
壮年游历
司马迁半身像[2] 司马迁大约22岁开始外出游历——“南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窥九疑，浮于沅、湘，北涉汶、泗，讲业齐、鲁之都，观孔子之遗风，乡射邹、峄，厄困鄱、薛、彭城，过梁楚以归。”回到长安以后，做了皇帝的近侍郎中，主要职责是守卫宫殿门户，管理车骑，随从皇帝出行。他随汉武帝到过平凉、崆峒，又奉使巴蜀，他到得最南边是昆明。据司马迁自己说，他少年时期曾经“耕牧河山之阳”，也就是说他儿童时期曾经在家乡从事过一些农业劳动。后来他的父亲司马谈到长安做了太史令，司马迁随父亲也到了长安，然后在父亲的指导下，他刻苦读书，打下了深厚的文化基础，他拜了很多名师做老师。司马迁的家族，就是他这个家族，世代都是史官，而作为史官，他有责任来记载帝王圣贤的言行，也有责任来搜集整理天下的遗文古事，更有责任通过叙事论人而为当时的统治者提供借鉴。那么他的父亲司马谈就有志于整理中华民族数千年历史，试图撰写一部规模空前的史著。就是写一部史书，从 他父亲开始就已有这么一个理想，他的父亲做太史令之后，就开始搜集阅读史料，为修史做准备。但是司马谈感到自己年事已高，要独立地修成一部史著，无论是时间、无论是精力，还是才学知识都还不够，所以司马谈寄厚望于他的儿子司马迁，希望他能够早日参与其事，最终实现这样一个宏愿。
于是，司马迁在读万卷书的基础上，开始行万里路，司马谈要求他儿子来进行一次为期两年多的一次全国的漫游。司马迁从20岁开始的全国漫游，是为写《史记》做准备的一次实地考察，他亲自采访，获得了许多第一手材料，保证了《史记》的真实性和科学性。他这个漫游，也是《史记》实录精神的一种具体体现。
比如说，他漫游到汨罗江畔，在当年屈原投江自沉的地方，他高声朗诵着屈原的诗，他痛哭流涕，所以他写《屈原列传》写得那么有感情，他是亲自去考察过，他是在学习屈原的基础上来写屈原的。比方说，在韩信的故乡淮阴，他也搜集了许多有关韩信的故事，并亲自去问别人，说当年韩信受胯下之辱，了解韩信为什么能够受胯下之辱而不发怒，不愿意去做出非法的事来，忍了。韩信那么高的个子，从一个流氓两个腿之间爬过去，如果按照他的个性，一刀就把他杀了。但是如果把他杀了，后来就不能够建功立业了。韩信后来帮助刘邦推翻了秦王朝，建立了西汉，封王封个侯，回了故乡，韩信自己说：如果当初我把你杀了，我就没后来的建功立业，所以小不忍则乱大谋。并为避祸而韩何改姓的何姓安徽庐江始祖，辛亥革命元老中国现代教育奠基人同盟会嘉应州主盟人何子渊的远祖何庶题辞（别号：自修，轩辕黄帝第60世耳孙）：“更名改姓 因避强秦 宁去候统 甘为庶民 ；承先启后 继旧开新 既明且哲 以保其身”。
再比如说，在曲阜他去瞻仰了孔子的墓，还和孔子故乡的一些儒生在一起揽衣挽袖，一步一揖，学骑马，学射。学行古礼，以此表达他对孔子的纪念。再比如说，在孟尝君的故乡薛城，他走乡串巷，考察民风，而且他考察这个地方的民风跟当年孟尝君好客养士有什么关系，所以他走一路、考察一路。可以这样说，司马迁在漫游的旅程中，不放过任何一个了解历史的人，不放过任何一个存留于人们口碑上的故事，获得了许许多多从古籍当中所得不到的历史材料，同时他深入民间，广泛地接触了人民群众的生活，使得他对社会，对人生的观察、认识逐渐深入。
此外他遍历名山大川，饱览了祖国山河的壮美，陶冶了性情，从而也提高了他的文学的表现力。所以说司马迁的这次漫游，正是司马迁走向成功的极为坚实的一步，是非常典型的所谓读万卷书，行万里路。
司马迁和父亲洛阳相会
公元前110年（元封元年），汉武帝举行大规模的巡行封禅，步骑十八万，旌旗千余里，浩浩荡荡。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是史官，司马谈这时候却病了，经过汉武帝的允许留在洛阳养病，正好司马迁从长安匆匆赶去追随汉武帝，在洛阳见到了他奄奄一息的父亲司马谈。
司马迁在为《史记》写的“自序”里，详细记录了司马谈在“河、洛之间”对他说的那番语重心长的遗嘱。司马谈说：余先，周室之太史也，自上世尝显功名于虞、夏，典天官事，后世中衰，绝于予乎？汝复为太史，则续吾祖矣。今天子接千岁之统，封泰山，而余不得从行，是命也夫，命也夫！余死，汝必为太史。为太史，无忘吾所欲论著矣。且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此孝之大者。夫天下称颂周公，言其能歌文、武之德，宣周、邵之风，达太王、王季之思虑，爰及公刘，以尊后稷也。幽厉之后，王道缺，礼乐衰，孔子脩旧起废，论《诗》、《书》，作《春秋》，则学者至今则之。自获麟以来，四百有余岁，而诸侯相兼，史记放绝。今汉兴，海内一统，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余为太史而弗论载，废天下之史文，余甚惧焉，汝其念哉！
司马迁俯首流涕，对父亲发誓说：“我虽不聪敏，请容许我把您已记录编排过的有关过去的传闻，完整地书写出来，绝不敢有缺漏。”洛阳相会，就这样成为这一对钟情于历史学的父子之间的生死之别。
获罪 和司马迁写《史记》
大臣们都谴责李陵不该贪生怕死，向匈奴投降。汉武帝问太史令司马迁，听听他的意见。
司马迁说：“李陵带去的步兵不满五千，他深入到敌人的腹地，打击了几万敌人。他虽然打了败仗，可是杀了这么多的敌人，也可以向天下人交代了。李陵不肯马上去死，准有他的主意。他一定还想将功赎罪来报答皇上。” 汉武帝听了，认为司马迁这样为李陵辩护，是有意贬低李广利（李广利是汉武帝宠妃的哥哥），勃然大怒，说：“你这样替投降敌人的人强辩，不是存心反对朝廷吗？”他就把司马迁下了监狱，交给廷尉审问。司马迁被关进监狱以后，案子落到了当时名声很臭的酷吏杜周手中，杜周严刑审讯司马迁，司马迁忍受了各种肉体和精神上的残酷折磨。面对酷吏，他始终不屈服，也不认罪。司马迁在狱中反复不停地问自己：“这是我的罪吗？这是我的罪吗？我一个做臣子的，就不能发表点意见？”不久，有传闻说李陵曾带匈奴兵攻打汉朝。汉武帝信以为真，便草率地处死了李陵的母亲、妻子和儿子。司马迁也因此事被判了死刑。第二年汉武帝杀了李陵全家，处司马迁以腐刑。腐刑是个奇耻大辱，污及先人，见笑亲友。后司马迁在《报任少卿书》中提及此事中说道：“遭遇此祸，重为乡党所戳笑，以污辱先人，亦何面目复上父母之丘墓乎，虽累百世，垢弥甚耳，是以肠一日而九回，居则忽忽若有所亡，出则不知其所往，每念斯耻，汗未尝不发背沾衣也。”在狱中，又备受凌辱，“交手足，受木索，暴肌肤，受榜棰，幽于圜墙之中，当此之时，见狱吏则头抢地，视徒隶则心惕息”（司马迁《报任安书》）。几乎断送了性命。他本想一死，但想到自己多年搜集资料，说：“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要写部有关历史书的夙愿，因此为了完成《史记》的写作，忍辱负重，希望出现一线转机。
司马迁认为受腐刑是一件很丢脸的事，他几乎想自杀。但他想到自己有一件极重要的工作没有完成，不应该死。因为当时他正在用全部精力写一部书，这就是我国古代最伟大的历史著作——《史记》。原来，司马迁的祖上好几辈都担任史官，父亲司马谈也是汉朝的太史令。司马迁十岁的时候，就跟随父亲到了长安，从小就读了不少书籍。
为了搜集史料，开阔眼界，司马迁从二十岁开始，就游历祖国各地。他到过浙江会稽，看了传说中大禹召集部落首领开会的地方；到过长沙，在汨罗江边凭吊爱国诗人屈原；他到过曲阜，考察孔子讲学的遗址；他到过汉高祖的故乡，听取沛县父老讲述刘邦起兵的情况……这种游览和考察，使司马迁获得了大量的知识，又从民间语言中汲取了丰富的养料，给司马迁的写作打下了重要的基础。
以后，司马迁当了汉武帝的侍从官，又跟随皇帝巡行各地，还奉命到巴、蜀、昆明一带视察。司马谈死后，司马迁继承父亲的职务，做了太史令，他阅读和搜集的史料就更多了。在他正准备着手写作的时候，就为了替李陵辩护得罪武帝，下了监狱，受了刑。他痛苦地想：这是我自己的过错呀。现在受了刑，身子毁了，没有用了。
但是他又想：从前周文王被关在羑里，写了一部《周易》；孔子周游列国的路上被困在陈蔡，后来编了一部《春秋》；屈原遭到放逐，写了《离骚》；左丘明眼睛瞎了，写了《国语》；孙膑被剜掉膝盖骨，写了《兵法》。还有《诗经》三百篇，大都是古人在心情忧愤的情况下写的。这些著名的著作，都是作者心里有郁闷，或者理想行不通的时候，才写出来的。我为什么不利用这个时候把这部史书写好呢？于是，他把从传说中的黄帝时代开始，一直到汉武帝太始二年（公元前95年）为止的这段时期的历史，编写成一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字的巨大著作《史记》。司马迁在他的《史记》中，对古代一些著名人物的事迹都作了详细的叙述。他对于农民起义的领袖陈胜、吴广，给予高度的评价；对被压迫的下层人物往往表示同情的态度。他还把古代文献中过于艰深的文字改写成当时比较浅近的文字。人物描写和情节描述，形象鲜明，语言生动活泼。因此，《史记》是一部伟大的历史著作。
公元前96年（太始元年）汉武帝改元大赦天下。这时司马迁50岁，出狱后当了中书令，在别人看来，也许是“尊宠任职”，但是，他还是专心致志写他的书。直到公元前91年（征和二年），《史记》全书完成，共得130篇，52万余言。
大事年表
公元前145年（汉景帝中元五年） 司马迁生于龙门。
公元前140年（汉武帝建元元年） 6岁，在故乡读书。 父亲司马谈任太史令。《太史公自序》：“谈为太史公，仕于建元元封之间。太史公既掌天官，不治民。”
公元前136年（建元五年） 10岁，在故乡。 《太史公自序》：“耕牧河山之阳，年十岁，则诵古文。”按：司马迁10岁左右，即在故乡过着半耕半读的生活。
公元前135年（建元六年） 11岁。
窦太后死，汉地区冲突罢绌老刑名百家之言，重新发动尊儒。一说司马迁出生于这一年。
公元前134年（汉武帝元光元年） 12岁。
是年董仲舒上“天人三策”。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司马迁时在夏阳耕读，时在长安求学。
公元前127年（汉武帝元年朔二年） 19岁，从夏阳迁居长安。
汉武帝从主父偃建议迁民于茂陵。司马迁随家迁于京城。从孔安国学《尚书》，从董仲舒学《春秋》。孔安国为侍中。
公元前126年（元朔三年） 20岁，游历各地。
司马迁漫游江淮，到会稽，渡沅江、湘江，向北过汶水、泗水，于鲁地观礼，向南过薛（今山东滕县东南）、彭城，寻访楚汉相争遗迹传闻，经过大梁，而归长安，历时数年，为协助父亲著作史记做准备。
公元前124年（元朔五年） 22岁。
公孙弘为丞相，请为博士置弟子员五十人。司马迁得补博士弟子员。
公元前123年（元朔六年） 23岁，为郎中。
以考试成绩优异为郎中，即皇帝的侍卫官。
公元前122年（汉武帝元狩元年） 24岁，为郎中。
司马迁侍从武帝巡视至雍，祭祀五。获白麟。司马谈始修《太史公书》。
《史记》原计划记事止于此年。 《史记》[4]《太史公自序》：“述陶唐以来，至于麟止。”扣来司马迁修改下限述于太初末年。
公元前119年（元狩五年） 28岁，为郎中。
汉武帝游鼎湖，至甘泉（今陕西淳化县境内），司马迁以郎中身分侍从。
公元前113年（汉武帝元鼎四年） 33岁，为郎中。
随汉武帝祭祀五帝到雍（今陕西凤翔县），到河东（今山西夏县东北）。
有司与太史公司马谈、祠官宽舒议祭祀后祠。始立后土祠于汾阴（今山西万荣县）。冬十月，“武帝自夏阳东幸汾阴”，司马适随武帝回夏阳故乡。
公元前112年（元鼎五年） 34岁，为郎中。
冬十月，司马迁以侍中身分侍从汉武帝巡行至西北的扶风、平凉、崆峒。
太史公谈、词官宽舒等向武帝建议立泰 坛。太史公谈议泰 典礼。
公元前111年（元鼎六年） 35岁，为郎中将。
汉武帝与公卿、诸生议泰山禅。司马迁受命为郎中将以皇帝特使身份奉使西征巴蜀以南，到达邛（今四川西昌一带）、笮（今四川汉源一带）、昆明（今云南曲靖一带），安抚西南少数民族，设置五郡。
公元前110年（汉武帝元封元年） 36岁，为郎中。
汉武帝前入泰山封禅，太史公司马谈随行，至周南（今河南洛阳）而病危。司马迁自西南归，见父于周南。谈临终嘱司马迁继孔子而续《春秋》。
司马迁以郎中身分侍从汉武帝至泰山，又至海边，自碣石至辽西。又经北边、九原（今包头市西），五月回到甘泉。
公元前109年（元封二年） 37岁，为郎中。
春，司马迁随汉武帝到缑氏（今河南偃师），又到东莱。四月，黄河决口，司马迁从武帝至濮阳瓠子决口处，与群臣从官负薪塞黄河决口。
公元前108年（元封三年） 38岁，为太史令。
继父职为太史令。《太史公自序》：“太史公卒三岁，而迁为太史令，绅石室金匮之书。”与朋友挚峻书信往还，勉励其抛弃隐居生活，立志于事业，从而立德、立言、立功。
公元前107年（元封四年） 39岁，为太史令。
冬十月，司马迁随汉武帝至雍，祭祀五帝。经回中道，批出萧关（今宁夏固原县东南），经涿鹿，从代地（今河北蔚县）而还，经河东回长安。
公元前106年（元封五年） 40岁，为太史令。
冬，司马迁随武帝至南郡盛唐（庐江），望祭虞舜于九嶷山，自寻阳（今湖北黄梅县西南）过长江，登庐山，北至琅琊（今山东诸城），增封泰山，沿海而行。
公元前105年（元封六年） 41岁，为太史令。
冬，司马迁随汉武帝行至回中（今陕西陇县西北）。三月，经夏阳至河东，祭于后土祠。
公元前104年（汉武帝太初元年） 42岁，为太史令。
司马迁与上大夫壶遂等制定《太初历》，汉武帝宣布废《颛顼历》，改用此历法。太初历对后代有极大影响。
冬十月司马迁随武帝祭泰山。
司马迁开始著述《史记》。
公元前103年（太初二年） 43岁，为太史令。
司马迁专心著述。
“绝宾客之知，忘室家之业，日夜思竭其不肖之材力，务一心营职。”
公元前100年（汉武帝开汉元年） 46岁，为太史令。
苏武出使匈奴被扣，武帝发兵讨伐匈奴。
李陵为将，请“自当一队”。
公元前99年（天汉二年） 47岁，为太史令。
三月，司马迁随汉武帝至河东，祭祀后土。
十一月，李陵战败被匈奴俘虏，司马迁因替李陵讲公道话，而被捕入狱，判死刑。
公元前98年（天汉三年） 48岁。
李陵被灭族。
司马迁为著作史记而忍辱苟活，自请宫刑。
《悲士不遇赋》约作于是年。
公元前97年（汉武帝天汉四年） 49岁，为中书令。
被赦出狱，任中书令。《汉书·司马迁传》：“迁既刑之后，为中书令，尊宠任职。”发愤著史记。
公元前93年（太始四年） 53岁，为中书令。
任安（少卿）此年四、五月间有信给司马迁。
公元前91年（汉武帝征和二年） 55岁，为中书令。
《报任少卿书》作于是年。
完成《史记》。《报任少卿书》说：“仆近自托于无能之辞，网罗天下放失旧闻，考之行事，稽其成改败兴坏之理，凡百三十篇。”“仆诚已著此书，藏之名山，传之其人。”
公元前90年（征和三年） 56岁。
司马迁约死于这一年。死因不明。
一说司马迁死于公元前87年（汉武帝后元二年）， 又一说死于公元前86年（汉昭帝始元元年）。
《汉书·旧仪注》：“司马迁作《景帝本纪》极言其短，及武帝过，武帝怒而削去之，后坐举李陵，陵降匈奴，故下迁蚕室，有怨言，下狱死。”郭沫若《关于司马迁的死》：“下狱死事，必世有流传，故卫宏、葛洪均笔之于书，谅不能无中生有，以歪曲史实”。[5]
作品
出狱后，司马迁改任中书令，发愤撰写史书，亦欲“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完成了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史记》。《史记》最初没有书名，司马迁将书稿给东方朔看过，东方朔佩服不已，将其命名为《太史公书》，后世称《太史公书》为《史记》。
“史记”原本乃各国史书的通称，司马迁的著述也正是参考战国时期各国史记所作。但后来因为《太史公书》的影响，大约在东汉时期，就已经成为此书专名。司马迁完成《史记》后，知道该书不被当世所容，故预先将副本存之名山，流传后世。
《史记》对后世史学和文学的发展都产生了深远影响。郑樵称：“六经之后，唯有此作”。鲁迅称誉《史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赵翼《廿二史札记》说：“司马迁参酌古今， 发凡起例，创为全史，本纪以序帝王， 世家以记侯国，十表以系时事，八书以详制度，列传以志人物，然后一代君臣政事贤否得失，总汇于一编之中。自此例一定，历代作史者，遂不能出其范围，信史家之极则也。”
货殖思想
司马迁《货殖列传》的开篇即引用老子的至治理想，而且全篇自始至终都被道家“顺应自然”、“无为而治”的自然主义思想所笼罩。开篇所引《老子》曰：“至治之极，邻国相望，鸡狗之声相闻，民各甘其食，美其服，安其俗，乐其业，至老死不相往来。”接着是司马迁自己的话：“必用此为务，挽近世涂民耳目，则几无行矣。”这段引文省去了《老子道德经》原文中“小国寡人，使有什佰之器而不用，使人重死而不远徙。虽有舟舆，无所乘之；虽有甲兵，无所陈之。使民复结绳而用之”几句，并补入了“至治之极”四个字，由此可见司马迁对《老子》这段话的重视，而紧接着引文而来的就是司马迁自己的观点——“必用此为务”。在这里，司马迁表面上是引用老子的话，实际上是借老子之口说出了被他改造过和发展了的至治理想。他保留了道法自然的内核，有意识地剔除了反映原始社会“小国寡人”和奴隶社会“使民”如何的思想，体现了深得道家精髓的“与时迁移”思想(《史记太史公自序》)。
司马迁的这种至治理想，其核心是天道自然，要旨是人民的足欲。司马迁的至治理想堪与孔子“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礼记·礼运》)的大同理想相并论，区别在于后者重秩序安排，而前者重自然演进。王充在《论衡命禄》中引用“太史公曰”，进一步概括了司马迁的“天道自然观”思想。太史公曰：“富贵不违贫贱，贫贱不违富贵。”“夫富贵不欲为贫贱，贫贱自至；贫贱不求为富贵，富贵自得也。春夏囚死，秋冬王相，非能为之也；日朝出而暮入，非求之也，天道自然。”[6]
星象成就
在两汉时 司马迁题跋像[7]期的星象家中，首先要提出司马迁。大家都知道司马迁是一个伟大的史学家，而不知他也是一位对天文星象精到造诣的专家。其实只要仔细读其《史记》的《天官书》《律书》《历书》就可明白称他为天文星家专家决非虚誉。像司马迁这样博大精深的文学大师，绝对不会自划范围，限制自己的知识体系和探索领域。古代的史官本来以星历之事为其本职之一，故精通星象之学也不足为奇。不过司马迁能用史学家的高赡远瞩的眼光，把星象学与历史问题结合起来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这可是其他星象家和史学家皆望尘莫及的高明之处。司马迁并末用星象学去占测具体的人事变异，而是用来总结历史规律，这不能不说是他对星系学的创造性应用。
司马迁继承父亲遗志遗业，完成《史记》及“推古天变”之任务，并明确表述为“通古今之变，究天人之际”，其结论表述在《天官书》中，即据春秋242年之间日食三十六、彗星三见等星象，联系点天子衰微、诸候力政、五伯代兴及到战国及秦汉之际的社会变乱动荡，而总结出天运三十年一小变，一百年一中变，五百年一大变，三大变为一纪，三纪而大备的“大数”，最后才认为“天人之际续备”。这是司马迁星学之应用的最重要之范例，在整个星学历史上占有最高地位。
此外，司马迁又总结了战国以来的星象学的基本原则，表述如下（亦记载于《天官书》中）：
“我仔细检查史书的记裁，考察历史上的事变，发现在100年之中，五星皆有逆行现象。五星在逆行时，往往变得特别明亮。日月的蚀食及其向南向北的运行，都有一定的速度和周期，这是星象学所要依据的最基本的数据。而星空中的紫宫星垣和东西南北四宫星宿及其所属的众多星辰，都是位置不变的，它们的大小程度和相互向的距离也是一定不变的，它们的分布排列象征着天上五官的位置。这是星象学中作为‘经’亦即不变的依据。而水、火、金、木、土星则是上天的五位辅住，它们的出现隐伏也有一定的时间和周期，但其运行速度快慢不均。这是星象学中的‘纬’亦即经紫变动的部分。把这些固定的和变动的两种星象结合起来，就可以预测人事的变化了。”[8]
历史评价
汉代
汉代研究《史记》的名家当推扬雄和班固，他们都肯定了司马迁的实录精神。
扬雄在《法言》一书中写道：“太史迁，曰实录”。“子长多爱，爱奇也。”杨雄是赞扬司马迁实录精神的第一人。他提出的实录与爱奇，为历人者所赞同，直到现在。
班固是汉代系统评论司马迁的第一人。《汉书》中有《司马迁传》。班固在赞语中说：“自刘向、杨雄博极群书，皆称迁有良史之材，服其状况序事理，辩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说司马迁“不虚美、不隐恶”，可谓一语中的，世称其当，后人皆服。司马迁的“实录”精神已成为中国史学的优良传统。
唐代
唐代研究《史记》成就最大者当推散文大家韩愈、柳宗元。韩、柳肯定了《史记》一书的文学价值，奠定了司马迁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崇高地位。
韩愈十分推崇司马迁的文学才华。他说：“汉朝人莫不能文，独司马相如、太史公、刘向、杨雄之为最。”他认为司马迁作品的风格是“雄深雅健”。《史记》成为韩愈作文的样本。
柳宗元认为《史记》文章写得朴素凝炼、简洁利落，无枝蔓之疾；浑然天成、滴水不漏，增一字不容；遣词造句，煞费苦心，减一字不能。
宋元
宋人赞司马迁，其著名者为马存赞司马迁的壮游和郑樵赞司马迁的五体结构。
马存认为司马迁平生喜游，足迹不肯一日休。司马迁壮游不是一般的旅游，而是尽天下大观以助吾气，然后吐而为书。所以他的文章或为狂澜惊涛，奔放浩荡；或为洞庭之波，深沉含蓄；或春妆如浓，靡蔓绰约；或龙腾虎跃，千军万马。司马迁世家龙门，念神禹立大功；西使巴蜀，跨剑阁之鸟道；彷徨齐鲁，睹天子之遗风。所以，天地之间，万物之变，可惊可愕，可以娱心，使人忧，使人悲者，子长尽取为文章，因而子长的文章变化无穷。
南宋史学家郑樵认为：诸子百家，空言著书，历代实迹，无所纪系。而司马迁父子世司典籍，工于制作，上自黄帝，下迄秦汉，勒成一书，分为五体：本纪纪年，世家传代，表以正历，书以类事，传以蓍人。使百代而下，史家不能易其法，学者不能易其书。六经之后，惟有此书。可见郑樵对《史记》评价之高。
明清
金圣叹把《史记》作为“六才子书”之一，评论《史记》序赞九十多篇。他在评《水浒传》、《西厢记》中多次赞扬司马迁，发表了不少真知灼见。他说：“隐忍以就功名，为史公一生之心。”在评《屈原贾生列传》中说司马迁“借他二人生平，作我一片眼泪。”金圣叹可谓司马迁的知音。他对《史记》与小说关系的探讨独树一帜。“《水浒传》方法即从《史记》出来”，“《水浒传》一个人出来，分明是一篇列传。”清人张竹波更直言：“《金瓶梅》是一部《史记》。”可见《史记》对后世小说写作技巧的广泛影响。
钱谦益在《物斋有学集》中说：“司马氏以命世之才、旷代之识、高视千载，创立《史记》。”他认为司马迁创立的五体结构，成为历代史学家编史的样本，发凡起例之功“炳如日星矣”！
章学诚在史学理论名著《文史通义》中说：“夫史迁绝学，《春秋》之后一人而已。”他认为《史记》一书“范围千古、牢笼百家”，司马迁有卓见绝识之能，《史记》有发凡创例之功。由于司马迁有卓绝千古的识力和笔力，《史记》是“经纬乎天人之际”的一家之言，章学诚俨然比于后无来者。
赵翼在《廿二史札记》中说：“司马迁参酌古今，发凡起例，创为全史。本纪以序帝王，世家以记侯国，十表以系时事，八书以详制度，列传以专人物。然后一代君臣政事贤否得失，总汇于一篇之中。自此例一定，历代作史者，遂不能出其范围，信史家之极则也。”司马迁的五体结构史学框架，一经创立，即为经典。纵观廿四史，无一例外。赵翼称为“史家之极则”，可谓精当之至。
梁启超认为：“史界太祖，端推司马迁”，“太史公诚史界之造物主也”。梁启超对《史记》评价颇高，认为《史记》实为中国通史之创始者，是一部博谨严著作。他认为：史记之列传，借人以明史；《史记》之行文，叙一人能将其面目活现；《史记》叙事，能剖析条理，缜密而清晰。因此他主张对于《史记》，“凡属学人，必须一读”。
现代
鲁迅在《汉文学史纳要》一书中有专篇介绍司马迁。鲁迅认为：“武帝时文人，赋莫若司马相如，文莫若司马迁。”司马迁写文章“不拘于史法，不囿于字句，发于情，肆于心而为文”，因而《史记》不失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鲁迅的评价成为《史记》评论中的不朽名言。
毛泽东在《为人民服务》文中说：“人总是要死的，但死的意义有不同。中国古时候有个文学家叫做司马迁的说过：‘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替法西斯卖力，替剥削人民和压迫人民的人去死，就比鸿毛还轻。”毛泽东对司马迁很佩服，认为“司马迁览潇湘，泛西湖，历昆仑，周览名山大川，而其襟怀乃益广”。
郭沫若特别赞赏司马迁的文学才华。他说：“司马迁这位史学大师实在值得我们夸耀，他的一部《史记》不啻是我们中国的一部古代的史诗，或者说它是一部历史小说集也可以。”1958年郭沫若在为司马祠题写的碑文中对司马迁有“文章旷代雄”、“功业追尼父”的赞语。由此可见，郭沫若认为《史记》的文学成就是极高的。
翦伯赞认为司马迁是中国历史学的开山祖师，《史记》是一部以社会为中心的历史。他说：“中国的历史学之成为一种独立的学问，是从西汉起，这种学问之开山祖师是大史学家司马迁。《史记》是中国历史学出发点上一座不朽的纪念碑。”他还说：“《史记》虽系纪传体，却是一部以社会为中心的历史。”司马迁“几乎注意到历史上社会之每一个阶层，每一个角落，每一方面的动态，而皆予以具体生动的描写。所以我以为，《史记》是中国第一部大规模的社会史”。
郑振铎认为：自司马迁以来，便视历史为时代的百科全书，所以司马迁取的材料，范围极广，自政治以至经济，自战争以至学术，无不包括在内，其所网络的范围是极其广大的。所谓“文学史”也常常被网络在这个无所不包的“时代的百科全书”之中。
杜鹏程在《韩城市志》序中说：“韩城素称文史之乡，是一座历史悠久的文化名城，世界历史文化名人司马迁的故里，一向文化较为发达。……历朝各代，名人辈出，其中以西汉时期伟大的史学家、文学家、思想家司马迁最为著名，其宏伟巨著《史记》闻名中外，影响深远。”
师哲说：“1940年3月，我从苏联回到延安后的第二天，周恩来领我去见毛主席，他同我亲切握手之后，问我是哪里人，我回答韩城人。”毛主席说：“喔，迁生龙门，耕牧河山之阳。你和司马迁是同乡。”对此我惊诧，我想，毛主席领导全国人民抗日，领导全国人民翻身闹革命，昼夜操劳，日理万机，还不忘读《史记》，而且还能准确记住它的作者的籍贯，真了不起。”“司马迁刚直不阿，秉笔直书，所以封建统治阶级不喜欢他。现在是人民的天下，是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时代，我们应该大张旗鼓地、理直气壮地宣传其人其书其精神，还历史以本来面目，给司马迁以应有的历史地位。像他这样对人类历史文化有贡献的，举世公认的人，历史文化名人，全国有几人？我们应该好好地读其书，学其人，弘扬其精神。” [9]
纪念建筑
现在，司马迁墓与祠，在韩城市城南10公里芝川镇南门外。陕西韩城芝川镇南塬头上有司马迁祠和墓。芝川镇西塬上徐村有司马迁故里、祖墓碑。据载韩城“城内有太史公祠，年月邑人莫不祭之。有孝廉徐氏携香火入试燕京，号称‘助文’。”至今韩城人仍有每逢节日就祭拜司马迁的习俗，传说可以保佑远行之人，尤其是远行的士人举子得到平安与功名。
司马迁墓、祠，东临黄河，西枕梁山，涺水冲前，芝水环绕，屹立于悬崖峭壁之上，气势雄伟、壮观。词用砖石依山势筑成四个高台，面积一个比一个广大，每个高台之间有石级相连，层层上升，前面三个台上都有建筑物，最后一层是砖砌的司马迁墓。墓圆形，墓前有清乾隆年间（公元1736一1795年）毕沅题“汉太史公墓”墓碑一座，上有古柏五棵，蟠若蛟龙。
祠庙内外古碑林立，叙述自晋朝永嘉年间（公元307一313年）扩大修建后，历代修缮情况。也有文人名士路过或者远道来此瞻仰凭吊后所留下的诗碑。
祠庙正殿有司马迁塑像，方脸，长须，两眉入鬃，现出严肃、抱负不凡的气概。1982年2月，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位。[10] 司马迁祠墓建筑自坡下至顶端，依崖就势，层递而上。登其巅，可东望滔滔黄河，西眺巍巍梁山，南瞰古魏长城，北观芝水长流，可谓山环水抱，气象万千。壮观的自然形式和秀丽的风光，映衬出司马迁的高尚人格和伟大的业绩。
祠墓建筑群自下至上迭有坊矗立。坡下东北方竖一木牌坊系清代重建，上书“汉太史司马祠”六个大字。由此沿坡上行，经太公庙至岔道口，坡南有平台之地，建有新迁的元代建筑“禹王庙”、“彰耀寺”、“三圣庙”等，现已辟为展室。自岔道而上，又有一牌坊，系元明建筑物，上书“高山仰止”四字，喻司马迁德高如山，世人至为敬仰，从此迤逦而上，牌坊上书“河山之阳”四字，语出《太史公自序》迁生龙门，耕牧河山之阳。走完99级台阶登道就进入了祠院，祠院大门上书 “太史祠”寝宫，古柏参天，环境幽静，置身其中，如登青云，如临仙境。[11]
争议
出生时间
关于司马迁的生年，他本人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没有记述，班固《汉书·司马迁传》亦缺乏记载。后世研究者一说司马迁生于公元前145年（景帝中元五年），一说生于公元前135年（武帝建元六年），相差十岁。
公元前145年取自《太史公自序》的《正义》，唐代张守节注。《正义》注称：“太初元年，迁年四十二岁。”公元前104年（太初元年）往上推41年，则是公元前145年（景帝中元五年）。王国维、梁启超等主此说。公元前135年取自《太史公自序》的《索隐》，依据晋代张华《博物志》称“大夫司马迁，二十八 司马迁清代半身像岁古六月乙岁卯，石也”。也就是说，公元前108年（汉武帝元封三年），司马迁升为太史令，年28岁，由此上推27年，即公元前135年（武帝建元六年）应为司马迁生年。郭沫若等主此说。一般采用前说。
持“建元六年说”者，千方百计证明《博物志》是对的，而认为张守节的《正义》是错的。理由主要有以下几点：其一，《博物志》该条所录的是汉代记籍簿，它记载着司马迁的姓名、年龄、居住地、官爵、拜官年月和俸禄等等。如此详细而真切，是录自汉代文书，其真实无疑。这是一种原始材料，其价值远超过一般史书。其二，司马迁《报任安书》中有一句话：“今仆不幸早失二亲。”如按《正义》所言司马迁生于公元前145年（景帝中元五年），公元前110年（元封元年）其父司马谈死时，司马迁应是36岁。按常理说，36岁死去父母说不上“早失二亲”。如按《博物志》所言，司马迁生于公元前135年（武帝建元六年），即26岁父死，说早失二亲尚说得过去。其三，司马迁《报任安书》作于公元前91年（征和二年），如果他生于公元前145年（景帝中元五年），这一年应是55岁，他做郎中是在20岁左右遨游各地回来后的事，那么，他应该说待罪辇毂下30余年了。司马迁不会连自己做过的事都记不清。只有晚生10年，即公元前135年（武帝建元六年），才符合其说。
持“景帝中元五年说”者除依据张守节的《正义》外，还提出以下几个问题或论据。其一，王国维在《太史公行年考》中认为后人引用《博物志》所以年“二十八”应是年“三十八”之误。《正义》注称“太初元年”，司马迁“年四十二”是正确的。其二，根据《史记·游侠列传》所载公元前127年（武帝元朔二年），下令将各地豪强和资财三百万缗以上的富户迁往茂陵，郭解财产不多，也被强行迁徙，司马迁也见到郭解，他说：“吾观郭解状貌不及中人，言语不足采者。”若司马迁生于公元前135年（建元六年），当时年仅9岁，决不可能对人有如此深刻的观察和心理活动。如果按司马迁生于公元前145年（景帝中元五年），年龄为19岁，似更合适。其三，根据《汉书·儒林传》，司马迁曾向孔安国学习古文，然据《史记·孔子世家》和《资治通鉴》，孔安国在公元前127年（武帝元朔二年）为博士，当年司马迁年方9岁，一个9岁的孩子是不可能去太学向一个经学大师求教和商量问题的；如果生于公元前145年（景帝中元五年），此年19岁，似较合理。司马迁生平经历的争议很多，出生年代是争论最多的。
司马迁与西南夷：蜀地以南的西南夷地区包括今天的四川西部、贵州、云南等地区，这里在秦朝时设立郡县，司马错攻占的黔中郡就是今天的贵州地区。汉朝建立后，西南夷地区自立，其中黔中是夜郎国，在云南西部有滇国，滇国北部是邛都国，东部是昆明等地。汉朝建立近七十年，与西南夷没有建立联系，《史记》的太史公自序记载派司马迁出征西南夷，攻占昆明、邛、笮等地应该是汉与西南夷最早的交往。西南夷传也记载直到建元六年时才与夜郎国通使，攻占昆明的时间应该是在此之前，以后的记载中没有关于攻占昆明的记载，而元狩元年开始派使臣通身毒（印度）时被滇国阻挡，使臣都滞留昆明，可见当时司马迁攻占的昆明是汉朝的边境。前135年唐蒙出使夜郎，留下了著名的夜郎自大的典故，滇国也对汉使提出过同样的问题，这是两国长期与汉朝没有交往、封闭的原因。司马迁攻打昆明和邛的时间应该是在建元元年以前，因为他从西南回到中原时他的父亲被封为太史公参与封禅准备，在洛阳病重，临终让他从事历史写作。建元元年进行建明堂、封禅、改服色活动的失败，固然有窦太后反对儒术，也和太史公司马谈在洛阳病逝有重要关系。司马迁此后就再也没去西南地区，在唐蒙使夜郎后，汉武帝让他修建通夜郎的道路，耗费大，蜀人都反对，汉武帝派司马相如前往安抚蜀地。司马相如回报后，汉武帝询问他对西南夷内附的政策，司马相如建议招抚，因此被派往蜀地出使，担任中郎将，率领副使王然于、壶冲国、吕越人等前往招抚西南夷，司马相如这次招抚、开拓不费兵卒就取得重要成功，西南夷传记载总共设立了十余县，当时一郡也就数县，司马相如开拓的地区被设立都尉治理。由于班固对《史记》的删改，造成了后世误解历史，就像班固把司马迁的封禅书照搬到《汉书》中，只是把“太史公”窜改为“太史令司马谈”那样，其实司马谈没参加元封元年的封泰山，是司马迁参加了元封元年的封禅。司马谈在建元去世，他在对司马迁的遗嘱中也说了自己没能参加封禅是命运，怎么可能像班固写的参加元封元年的封禅。在司马迁平定昆明、邛回中原后，直到平定南越，汉朝才对西南夷用兵。派八校尉攻打，灭亡了头兰，设立牂牁郡，迫使夜郎朝见，元封二年派兵攻滇国，最终使滇国臣服，但是没有直接攻占夜郎和滇国，只是设郡封两国为王，也没能打通去身毒的道路。
出生地点
《太史公自序》云：“迁生龙门，耕牧河山之阳。”此龙门在何处，历来有两种不同的观点，一说在今陕西韩城市，一说在今山西河津县。
最早持“陕西韩城说”者是唐代的张守节，他在《史记》“正义”中说：龙门山在夏阳县（今韩城）。同时，韩城市嵬东乡徐村住有冯、同二姓，均自认为是太史公后裔。他们自称，原本为司马姓氏，因为司马迁受宫刑，后人为避祸，改了姓氏：在司马的“司”字左边加一竖，成为“同”字；在“马”字左边加两点，成为“冯”字，并列陕西韩城芝川镇司马迁庙为佐证。
韩城民间传说：司马迁因为李陵事件获罪后，其族人多改姓避祸。或将“司”加一撇改姓“同”；或将“马”加两点改姓“冯”。所以，现在芝川镇西塬上徐村同姓、冯姓的人，都是他的同族后裔。
持“山西河津说”者认为，自古以来，龙门（包括龙门山、禹门口）都记载在山西河津县。黄河自西北而东南出禹门口，急转弯由北而南流去，正是司马迁所说的“耕牧河山之阳”的地方。据悉此处曾有“汉太史司马故里”碑，只可惜此碑兴修水利时被毁之。而且现在那里仍有司马姓氏的居民。[11] 司马迁的故里陕西韩城有两座司马迁祠，一处名“汉太史司马迁祠”，另一处名“汉太史遗祠”。两祠相隔3.5公里，均坐落在韩城历史名镇芝川镇附近。素有“文史之乡”美誉的韩城徐村，居住着许多姓同或姓冯的大家。两千年来他们遵奉“冯同一家”，“冯同不分”，“冯同不婚” 的遗训。每逢清明时节，他们便怀着虔诚敬佩之情，成群结队地来到“汉太史遗祠”，为司马迁祭祀扫墓。据说他们都是司马迁的后人。其中缘故，得从“李陵事件”说起。
司马迁因“李陵事件”惨受宫刑，悲痛欲绝。为了完成先父的遗愿，为后人留下一部信史，他忍辱负重，在困厄潦倒之中发愤著书，终于完成了不朽的史学巨著《史记》。因《史记》对史实据实实录，在称赞汉武帝功德的同时，也斥责了汉武帝“内多欲而外施仁义”，汉武帝对此勃然大怒，将《史记》手稿付之一炬。
司马迁有一位叫任安的好友，因“戾太子事件”被斩。狱吏在搜查其遗物时发现了一封司马迁写给任安的书信——《报任安书》。信中告诉任安，他之所以在蒙受奇耻大辱之后还顽强地活下来，就是为了完成《史记》的著述。汉武帝见信后大怒，加上一伙对司马迁极为不满的宠臣的谗言，司马迁遭受迫害，不久死去。
据传说，悲痛中的司马迁夫人（妻子柳倩娘、侍姬随清娱）为了保住《史记》副稿，免遭满门抄斩之祸，便让两个儿子司马临（字与仲）、司马观（字何求）身藏《史记》副稿，逃回故乡韩城。司马迁族人怕株连九族，连夜由族长司马厚召集主事人共同商议，决定改姓和迁居。长门在“马”字旁加两点，改姓“冯”；次门在“司”字旁加一竖，改姓“同”。逃往荒无人烟的巍山老牛坡下，定村名为“续村”，表示“高门之续”；后又担心被官家识破，取同音字为“徐村”。“徐”、“续”同音，又有“余村双人”（或说仅余二人）寓意，暗指司马迁有两子，即长子司马临，次子司马观，以表明司马氏家族后继有人。司马迁父子都是西汉太史官，后裔逃匿“徐村”后，为祭祀祖宗司马迁，合族兴建了“汉太史遗祠”。如今，“汉太史遗祠”依然完好地保存在千年古村徐村之中。
从此，司马迁的后代便分别姓“冯”和“同”了。如今，每逢清明节，前往司马迁坟前拜祭的人群中，有不少便是姓“同”和姓“冯”的。据说，他们都是司马迁的后人。
课文：现有一篇叫司马迁发愤写《史记》的课文
[查看全文]
《史记》是由司马迁撰写的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记载了上自上古传说中的黄帝时代，下至汉武帝元狩元年间共3000多年的历史（哲学、政治、经济、军事等）。《史记》最初没有固定书名，或称“太史公书”，或称“太史公传”，也省称“太史公”。“史记”本是古代史书通称，从三国时期开始，“史记”由史书的通称逐渐成为“太史公书”的专称。《史记》与后来的《汉书》（班固）、《后汉书》（范晔、司马彪）、《三国志》（陈寿）合称“前四史”。刘向等人认为此书“善序事理，辩而不华，质而不俚”。与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并称“史学双璧”。
书名： 史记
又名： “太史公书”，或称“太史公传”，也省称“太史公”
作者： 司马迁
类别： 历史
编史方法： 纪传体
简介
《史记》一共130篇，52万余字，记载了上自中国上古传说中的黄帝时代，下至汉武帝（公元前122年），共3000多年的历史。作者司马迁以其“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史识，使《史记》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通史。作为通史，它不同于以前史书如《春秋》、《战国策》等只记载某一时期，而是上记轩辕，下至汉武帝太初年间，纵贯三千年，包罗万象，而又融会贯通，脉络清晰， 王迹所兴，原始察终，见盛观衰，论考之行事 （《太史公·自序》），所谓 “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 ，详实地记 《史记》录了上古时期我国举凡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等各个方面的发展状况。
《史记》对后世史学和文学的发展都产生了深远影响。其首创的纪传体编史方法为後来历代“正史”所传承。称为“二十四史”之首。作为纪传体，它又不同于以前史书所采用过的以年代先后为次序的编年体，或以地域为编限的国别体，而是以人物传记为中心来反映历史内容。这在史学体例上是影响极为深远的创举。从此以后，从班固的《汉书》到民国初期《清史稿》，近两千年间历代所修正史，尽管在个别名目上有某些增改，但最重要的 纪 、 传 ，都绝无例外地沿袭《史记》体例，而成为传统。同时，《史记》还被认为是一部优秀的文学著作，在中国文学史上有重要地位，被鲁迅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有很高的文学价值。
但必须特别指出的是，由于司马迁受时代的限制，《史记》也存在某些缺点与不足之处。例如，存在“天命”、灾异和历史循环论的神秘思想的影响。在《六国年表序》论述秦并天下的原因时，指出这是“天所助”的结果。在《天官书》中，记述各种特殊的自然天象时，常常与人事联系在一起，更多地表现了灾异的神秘思想。这些说明《史记》在“究天人之际”时，仍然没有完全摆脱“天人感应”神学思想的影响。
成书
纂修动机
一、秉承先父遗志
司马氏世代为太史，为继承孔子撰述《春秋》的精神，整理和论述上代历史。《隋书·经籍志》说：“谈乃据《左氏春秋》、《国语》、《世本》、《战国策》、《楚汉春秋》，接其后事，成一家之言。”可见司马谈有意继续编订《春秋》以后的史事。元封元年，汉武帝进行封禅大典，司马谈身为太史令，却无缘参与当世盛事，引为终生之憾，忧愤而死。他死前将遗志嘱咐儿子司马迁说：“今天子接千岁之统，封泰山，而余不得从行，是命也夫！余死，汝必为太史，无忘吾所欲论著矣……”司马迁则回答道：“小子不敏，请悉论先人所次旧闻。”可知司马迁乃秉承父亲的遗志完成史著。
而《史记》以《封禅书》为其八书之一，即见其秉先父之意。
二、继承《春秋》精神
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说：：“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此正暗示其有明道义，显扬志业人物的使命。
《春秋》的下限，到鲁哀公获麟之年，此后的史事就没有完整的史籍记载。司马迁是绍继《春秋》，并以汉武帝元狩元年“获麟”及太初元年改历下限，撰写史记。
然而，司马迁继承《春秋》，不仅是要形式上承继周公以来的道统，而且是重视《春秋》的性质，他在《太史公自序》说：“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敝起废，王道之大者也……《春秋》以道义，拨乱世，反之正，莫近于《春秋》。”
可见司马迁对“春秋之义”和“春秋笔法”心仪已久，这是他要承孔子的真意、秉承《春秋》褒贬精神，撰述《史记》。
三、肩负史家职责
司马谈早有整理上代历史的计划，可惜却“发愤而卒”，临终前叮嘱司马迁，认为“自获麟以来，史记放绝。今汉兴，海内一统，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甚多，司马迁身为太史公，有完成论载上代历史的任务。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也指出身为太史的职责说：“且余尝掌其官，废明圣盛德不载，灭功臣、世家、贤大夫之不述，隳先人之言，罪莫大焉。”因此，司马迁一心秉承先人世传及“述往事以思来者”的责任感，决意撰述《史记》。
在《报任安书》中也透露著述《史记》的目的，他说“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可见他不但要完成太史令的责任，更要尽史学家的职责。
作者
司马迁（公元前145年～公元前90年），西汉史学家、思想家、文学家。字子长，夏阳（今陕西韩城南芝川镇）人，一说龙门（今山西河津）人。著有《史记》，《汉书·艺文志》著录有《司马迁赋》八篇；《隋书·经籍志》有《司马迁集》一卷。
公元前145年（汉景帝中元五年），司马迁生于龙门。公元前140年（汉武帝建元元年），6岁，父亲司马谈任太史令。《太史公自序》：“谈为太史公，仕于建元元封之间。太史公既掌天官，不治民。”
据《史记》《太史公自序》所说，司马谈一直想效法孔子写作《春秋》的精神，写一部体系完整的史书，可惜他只作了一些准备的工作，便病逝于洛阳，临死之前，把他的理想事业，交给了儿子。司马迁在汉武帝时期担任太史公，负责史官，同时为完成父亲愿望，创作了《史记》，司马氏是世官担任太史，司马迁的历史创作一直到太初末，共有130篇，到他去世后终止。史学界认同司马谈参与了创作少数篇幅，但是从内容和笔法、体例的贡献看，该书基本都是司马迁创作，虽然缺失了万字，但大体保留了原貌。
司马迁早在20岁时，便离开首都长安踏遍名山大川，实地考察历史遗迹，了解到许多历史人物的遗闻轶事以及各地的民情风俗和经济生活。对以后编写《史记》有很大帮助。
《史记》还参考了众多典籍，如《左传》、《国语》、《世本》、《战国策》、《楚汉春秋》和诸子百家等，同时参考档案、民间古文书籍。
成书
公元前136年（汉武帝建元五年），10岁，在夏阳耕读。《太史公自序》：“耕牧河山阳，年十岁，则诵古文。”
公元前135年（汉武帝建元六年），11岁。窦太后死，汉武帝罢黜黄老之言，发动尊儒。
公元前134年（汉武帝元光元年），12岁。是年董仲舒上“天人三策”。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司马迁时在夏阳耕读，时在长安求学。
公元前127年（汉武帝元朔二年），19岁，从夏阳迁居长安。从孔安国学《尚书》，从董仲舒学《春秋》。孔安国为侍中。
公元前126年（汉武帝元朔三年），20岁，开始外出游历，回长安后，为汉武帝近侍郎中，随汉武帝到过平凉、崆峒，又奉使巴蜀。
公元前110年（汉武帝元封元年），36岁。汉武帝封禅泰山，司马谈病死洛阳。司马迁到泰山参加封禅。
公元前108年（汉武帝元封三年），38岁，正式做太史令，一边整理史料，一边参加改历。
公元前104年（汉武帝太初元年），42岁，《太初历》完成，开始编写《史记》。
公元前99年（汉武帝天汉二年），47岁，汉武帝攻打匈奴，骑都尉李陵投降。司马迁为其辩护，下狱，遭宫刑。(不过《史记》一半左右都是在他入狱的时间中完成的)
公元前96年（汉武帝太始元年），50岁，汉武帝改元大赦。司马迁出狱后当了中书令。
公元前91年（汉武帝征和二年），55岁，《史记》全书完成。
续补
据司马迁说，《史记》有本纪十二篇，表十篇， 书八篇，世家三十篇，列传七十篇，共一百三十篇。
班固在《汉书·司马迁传》中提到《史记》缺少十篇。卫宏给《汉书旧仪》这本书作注，说道：“司马迁作《景帝本纪》，极言其短及武帝过，武帝怒而削去之”，三国魏张晏指出这十篇是《景帝本纪》、《武帝本纪》、《礼书》、《乐书》、《律书》、《汉兴以来将相年表》、《日者列传》、《三王世家》、《龟策列传》、《傅靳蒯列传》。“《史记》所出，年止太初，其后刘向，向子欲，及诸好事者，若冯商，卫衡，扬雄，史岑，梁审，肆仁，晋冯，段肃，金丹，冯衍，韦融，萧奋，刘恂等相继撰续，迄于哀平间，尤名《史记》”。后人大多数不同意张晏的说法，但《史记》残缺是确凿无疑的。
今本《史记》也是一百三十篇，有少数篇章显然不是司马迁的手笔，汉元帝、汉成帝时的博士褚少孙补写过《史记》，今本《史记》中“褚先生曰”就是他的补作。其中《武帝纪》、《三王世家》、《龟策列传》和《日者列传》四篇由汉博士褚少孙补缺。
《汉书·艺文志》载冯商续补《太史公》七篇，韦昭注云冯商“受诏续《太史公书》十余篇”，刘知几认为续补《史记》的不只是褚、冯两家，而有十五家之多。
传播
司马迁创作的《史记》比较广泛地传播流行，大约是在东汉中期以后。成为司马迁著作的专称，也开始于这个时候。据现知材料考证，最早称司马迁这部史著为《史记》的，是东汉桓帝时写的《东海庙碑》。在这以前，《史记》都称为《太史公书》、《太史公记》和简称“太史公”。
《史记》有两部，一部在司马迁的工作场所，在宫廷，副本在家中，在汉宣帝时期，司马迁的外孙杨恽开始把该书内容向社会传播，但是篇幅流传不多，很快就因为杨恽遇害中止。
《史记》成书后，由于它“是非颇谬于圣人，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贱贫，此其所蔽也。”（《汉书·司马迁传》），被指责为对抗汉代正宗思想的异端代表。因此，在两汉时，《史记》一直被视为离经叛道的“谤书”，不但得不到应有的公正评价，而且当时学者也不敢为之作注释。
在西汉即使诸侯都没有全版的《太史公书》，东平王向朝廷要求赏赐宫廷中的《太史公书》也遭到拒绝。因为《史记》中有大量宫廷秘事，西汉严禁泄露宫廷语，因此只有宫廷人员才能接触到该书。汉宣帝时褚少孙在宫廷中阅读该书，其中已经有些篇幅不对宫廷官员开放，到班固父子时，宣称缺少了十篇，班固家被皇室赐予《太史公书》副本，其中也少了十篇。
东汉朝廷也曾下诏删节和续补《史记》。《后汉书·杨终传》云，杨终“受诏删《太史公书》为十余万言”。表明东汉皇室依然不愿全部公开《史记》，只让杨终删为十多万字发表。被删后仅十余万言的《史记》，在汉以后即失传，以后一直流传的是经续补的《史记》。
唐初，《隋书·经籍志》在介绍《史记》、《汉书》的流传时说：“《史记》传者甚微”，司马贞说“汉晋名贤未知见重。”（《史记索隐》序）
汉晋时期对《史记》也有一些积极的评价，如西汉刘向、扬雄“皆称迁有良史之材，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汉书·司马迁传》）西晋华峤也说：“迁文直而事核。”（《后汉书·班彪传论》。据李贤注，此句为“华峤之辞”。）
在晋代，也有人从简约的角度夸奖《史记》。张辅说：“迁之著述，辞约而事举，叙三千年事唯五十万言。”（《晋书·张辅传》）这些评价虽然不错，但在今天看来，却还远不足以反映出《史记》的特殊地位，因为得到类似评价的史书并不止《史记》一家。如《三国志》作者陈寿，“时人称其善叙事，有良史之才。”（《晋书·陈寿传》）南朝刘勰说“陈寿三志，文质辨恰。”（《文心雕龙·史传》）华峤所撰《后汉书》在西晋也颇受好评，时人以为“峤文质事核，有迁固之规，实录之风”。（《晋书·华峤传》）至于说到简约，那也不是《史记》独有的，如“孙盛《阳秋》，以约举为能”，（《文心雕龙·史传》）干宝《晋纪》，“其书简略，直而能婉，咸称良史”。（《晋书·干宝传》）总之，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人们并没有把《史记》看得很特殊。
唐朝时，由于古文运动的兴起，文人们对《史记》给予了高度的重视，当时著名散文家韩愈、柳宗元等都对《史记》特别推崇。
宋元之后，欧阳修、郑樵、洪迈、王应麟各家，以及明朝的公安派、清朝的桐城派，都十分赞赏《史记》的文笔。于是《史记》的声望与日俱增，各家各派注释和评价《史记》的书也源源不断出现。
《史记》
体例
全书共一百三十篇，有十二本纪、十表、八书、三十世家、七十列传，五十二万六千五百一十五字。其中的本纪和列传是主体。
“本纪”是全书提纲，按年月时间记述帝王的言行政绩。
“表”用表格来简列世系、人物和史事。
“书”则记述制度发展，涉及礼乐制度、天文兵律、社会经济、河渠地理等诸方面内容。
“世家”记述子孙世袭的王侯封国史迹和特别重要人物事迹。
“列传”是帝王诸侯外其他各方面代表人物的生平事迹和少数民族的传记。
文章
《史记》的文章可分成两个部分：前面的正文是人物的生平描述，这部分皆以代表性事件或逸事衔接交杂而成；正文后面会加上作者的评论或感想，通常以“太史公曰”为起头，内容或有作者的个人经历，或有对人物的评价，或有收集资料的过程，但仍以评论题材人物的性格与行事为主，这也呼应司马迁在自序中“究天人之际”的写作目标。
篇目
本纪（记历代帝王政绩）
卷数 篇名
十二本纪
实际上就是帝王的传记，因为帝王是统理国家大事的最高的首脑，为他们作纪传而名之曰“本纪“，正所以显示天下本统之所在，使官民行事都有一定的纲纪的缘故。同时，也是全书的总纲，是用编年体的方法记事的。在“本纪”的写作中，司马迁采取了详今略远的办法，时代愈远愈略，愈近愈详。
史记卷一 五帝本纪第一
史记卷二 夏本纪第二
史记卷三 殷本纪第三
史记卷四 周本纪第四
史记卷五 秦本纪第五
史记卷六 秦始皇本纪第六
史记卷七 项羽本纪第七（虽非皇帝，司马迁以“在权不在位”之名将之编入。）
史记卷八 高祖本纪第八
史记卷九 吕太后本纪第九（不列名义上的天子汉惠帝本纪，理由与项羽同）
史记卷十 孝文本纪第十（原篇己阙，从《汉书》补）
史记卷十一 孝景本纪第十一（原篇己阙，从《汉书》补）
史记卷十二 孝武本纪第十二（原篇名为《今上本纪》，原文己阙，褚少孙据《封禅书》补并改篇名）
三皇本纪（司马贞补，有些版本收录此篇）
表（大事年表）
卷数 篇名
十表
用表格来简列世系、人物和史事
史记卷十三 三代世表第一
史记卷十四 十二诸侯年表第二
史记卷十五 六国年表第三
史记卷十六 秦楚之际月表第四
史记卷十七 汉兴以来诸侯王年表第五
史记卷十八 高祖功臣侯者年表第六
史记卷十九 惠景闲侯者年表第七
史记卷二十 建元以来侯者年表第八
史记卷二十一 建元已来王子侯者年表第九
史记卷二十二 汉兴以来将相名臣年表第十
书（记各种典章制度记礼、乐、音律、历法、天文、封禅、水利、财用）
卷数 篇名
八书
记载历代朝章国典，以明古今制度沿革的专章。班固《汉书》改称“志”，成为通例。“书”的修撰，为研究各种专门史提供了丰富的资料。
史记卷二十三 礼书第一（已残，仅存篇首“太史公曰”以下的引言。取荀子的《礼论》及《议兵》来代替正文）
史记卷二十四 乐书第二（已残，仅存篇首“太史公曰”以下的引言。取《礼记》《乐记》代替正文）
史记卷二十五 律书第三
史记卷二十六 历书第四
史记卷二十七 天官书第五
史记卷二十八 封禅书第六
史记卷二十九 河渠书第七
史记卷三十 平准书第八
世家（记诸侯国和汉代诸侯、勋贵兴亡）
卷数 篇名
三十世家
记载诸侯国之事。诸侯开国承家，子孙世袭，从西周的大分封开始，发展到春秋、战国，各诸侯国先后称霸称雄，盛极一时，用“世家”体裁记述这一情况，是非常妥当的。
司马迁把孔子和陈涉也列入“世家”是一种例外。孔子虽非王侯，但却是传承三代文化的宗主，更何况汉武帝时儒学独尊，孔子是儒学的创始人，将之列入“世家”也反映了思想领域的现实情况。
史记卷三十一 吴太伯世家第一
史记卷三十二 齐太公世家第二
史记卷三十三 鲁周公世家第三
史记卷三十四 燕召公世家第四
史记卷三十五 管蔡世家第五
史记卷三十六 陈杞世家第六
史记卷三十七 卫康叔世家第七
史记卷三十八 宋微子世家第八
史记卷三十九 晋世家第九
史记卷四十 楚世家第十
史记卷四十一 越王勾践世家第十一
史记卷四十二 郑世家第十二
史记卷四十三 赵世家第十三
史记卷四十四 魏世家第十四
史记卷四十五 韩世家第十五
史记卷四十六 田敬仲完世家第十六
史记卷四十七 孔子世家第十七
史记卷四十 陈涉世家第十八
史记卷四十九 外戚世家第十九
史记卷五十 楚元王世家第二十
史记卷五十一 荆燕世家第二十一
史记卷五十二 齐悼惠王世家第二十二
史记卷五十三 萧相国世家第二十三
史记卷五十四 曹相国世家第二十四
史记卷五十五 留侯世家第二十五
史记卷五十六 陈丞相世家第二十六
史记卷五十七 绛侯周勃世家第二十七
史记卷五十八 梁孝王世家第二十八
史记卷五十九 五宗世家第二十九
史记卷六十 三王世家第三十
列传（记重要人物的言行事迹，主要叙人臣，其中最后一篇为自序）
卷数 篇名
七十列传
记载帝王、诸侯以外的各种历史人物。有单传，有合传，有类传。
单传是一人一传，如《商君列传》、《李斯列传》等。
合传是记二人以上的，如《管晏列传》、《老庄申韩列传》等。
类传是以类相从，把同一类人物的活动，归到一个传内，如《儒林列传》、《循吏列传》、《刺客列传》等。
司马迁把当时我国四周少数民族历史情况也用类传形式记载下来，如《匈奴列传》、《朝鲜列传》、《大宛列传》等。
史记卷六十一 伯夷列传第一
史记卷六十二 管晏列传第二
史记卷六十三 老子韩非列传第三
史记卷六十四 司马穰苴列传第四
史记卷六十五 孙子吴起列传第五
史记卷六十六 伍子胥列传第六
史记卷六十七 仲尼弟子列传第七
史记卷六十八 商君列传第八
史记卷六十九 苏秦列传第九
史记卷七十 张仪列传第十
史记卷七十一 樗里子甘茂列传第十一
史记卷七十二 穰侯列传第十二
史记卷七十三 白起王翦列传第十三
史记卷七十四 孟子荀卿列传第十四
史记卷七十五 孟尝君列传第十五
史记卷七十六 平原君虞卿列传第十六
史记卷七十七 魏公子列传第十七
史记卷七十八 春申君列传第十八
史记卷七十九 范睢蔡泽列传第十九
史记卷八十 乐毅列传第二十
史记卷八十一 廉颇蔺相如列传第二十一
史记卷八十二 田单列传第二十二
史记卷八十三 鲁仲连邹阳列传第二十三
史记卷八十四 屈原贾生列传第二十四
史记卷八十五 吕不韦列传第二十五
史记卷八十六 刺客列传第二十六
史记卷八十七 李斯列传第二十七
史记卷八十八 蒙恬列传第二十八
史记卷八十九 张耳陈余列传第二十九
史记卷九十 魏豹彭越列传第三十
史记卷九十一 黥布列传第三十一
史记卷九十二 淮阴侯列传第三十二
史记卷九十三 韩信卢绾列传第三十三
史记卷九十四 田儋列传第三十四
史记卷九十五 樊郦滕灌列传第三十五
史记卷九十六 张丞相列传第三十六
史记卷九十七 郦生陆贾列传第三十七
史记卷九十八 傅靳蒯成列传第三十八
史记卷九十九 刘敬叔孙通列传第三十九
史记卷一百 季布栾布列传第四十
史记卷一百一 袁盎晁错列传第四十一
史记卷一百二 张释之冯唐列传第四十二
史记卷一百三 万石张叔列传第四十三
史记卷一百四 田叔列传第四十四
史记卷一百五 扁鹊仓公列传第四十五
史记卷一百六 吴王濞列传第四十六
史记卷一百七 魏其武安侯列传第四十七
史记卷一百八 韩长孺列传第四十八
史记卷一百九 李将军列传第四十九
史记卷一百十 匈奴列传第五十
史记卷一百十一 卫将军骠骑列传第五十一
史记卷一百十二 平津侯主父列传第五十二
史记卷一百十三 南越列传第五十三
史记卷一百十四 东越列传第五十四
史记卷一百十五 朝鲜列传第五十五
史记卷一百十六 西南夷列传第五十六
史记卷一百十七 司马相如列传第五十七
史记卷一百十八 淮南衡山列传第五十八
史记卷一百十九 循吏列传第五十九
史记卷一百二十 汲郑列传第六十
史记卷一百二十一 儒林列传第六十一
史记卷一百二十二 酷吏列传第六十二
史记卷一百二十三 大宛列传第六十三
史记卷一百二十四 游侠列传第六十四
史记卷一百二十五 佞幸列传第六十五
史记卷一百二十六 滑稽列传第六十六
史记卷一百二十七 日者列传第六十七（未阐述诸侯国之俗，仅记司马季主之事。）
史记卷一百二十八 龟策列传第六十八
史记卷一百二十九 货殖列传第六十九
史记卷一百三十 太史公自序第七十
特色
精妙的叙事艺术
1.五体会通。综合前代史书中各种体例，创立了纪传体的通史。八书、十表、十二本纪、三十世家、七十列传，形成从横交错的舒适结构。
2.人物编排名实兼顾，以类相从。《史记》各层次人物传记的排列是以时间为序，但又兼顾各传记之间的内在联系，遵循着以类相从的原则。
3.追根求源，详因略果。
4.条理清晰。
精彩的人物刻画
1.平民入传。
2.个性鲜明。
3.多维透视。
4.旁现侧出。旁现侧出法，又称为“互现法”，即在一片传记中着重表现他的主要特征，而其他方面的性格特征则放在别人的传记中显示。如《高祖本纪》中主要写刘邦带有奇异色彩的发迹史，以及他的雄才大略、知人善任，对他的弱点则没有充分展示。而在其他人的传记中却使人看到刘邦形象的另外一些侧面。
悲壮的风格特征
1.宏廓画面和深邃意蕴。
2.浓郁的悲剧气氛。
3.强烈的传奇色彩。
贡献
史学
一、建立杰出的通史体裁
《史记》是中国史学史上第一部贯通古今，网罗百代的通史名著。正因为《史记》能够会通古今撰成一书，开启先例，树立了榜样，于是仿效这种体裁而修史的也就相继而起了。通史家风，一直影响着近现代的史学研究与写作。
二、建立了史学独立地位
我国古代，史学是包含在经学范围之内没有自己的独立地位的。所以史部之书在刘歆的《七略》和班固的《艺文志》里，都是附在《春秋》的后面。自从司马迁修成《史记》以后，作者继起，专门的史学著作越来越多。于是，晋朝的荀勖适应新的要求，才把历代的典籍分为四部：甲部记六艺小学，乙部记诸子兵术，丙部记史记皇览，丁部记诗赋图赞。从而，史学一门，在中国学术领域里才取得了独立地位。饮水思源，这一功绩应该归于司马迁和他的《史记》。
三、建立了史传文学传统
司马迁的文学修养深厚，其艺术手段特别高妙。往往某种极其复杂的事实，他都措置的非常妥贴，秩序井然，再加以视线远，见识高，文字生动，笔力洗炼，感情充沛，信手写来，莫不词气纵横，形象明快，使人“惊呼击节，不自知其所以然”。（《容斋随笔·史记简妙处》）
文化
京剧《赵氏孤儿》 《史记》对古代的小说、戏剧、传记文学、散文，都有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首先，从总体上来说，《史记》作为我国第一部以描写人物为中心的大规模作品，为后代文学的发展提供了一个重要基础和多种可能性。
《史记》所写的虽然是历史上的实有人物，但是，通过“互见”即突出人物某种主要特征的方法，通过不同人物的对比，以及在细节方面的虚构，实际把人物加以类型化了。
在各民族早期文学中，都有这样的现象，这是人类通过艺术手段认识自身的一种方法。只是中国文学最初的类型化人物出现在历史著作中，情况较为特别。
由此，《史记》为中国文学建立了一批重要的人物原型。在后代的小说、戏剧中，所写的帝王、英雄、侠客、官吏等各种人物形象，有不少是从《史记》的人物形象演化出来的。
小说
在小说方面，除了人物类型，它的体裁和叙事方式也受到《史记》的显著影响。中国传统小说多以“传”为名，以人物传记式的形式展开，具有人物传记式的开头和结尾，以人物生平始终为脉络，严格按时间顺序展开情节，并往往有作者的直接评论，这一切重要特征，主要是渊源于《史记》的。
后世小说多以《史记》为取材之源。其中比较典型的有冯梦龙的《东周列国志》、孙皓晖的《大秦帝国》和寒川子的《战国纵横》。
戏剧
京剧《霸王别姬》 戏剧方面，由于《史记》的故事具有强烈的戏剧性，人物性格鲜明，矛盾冲突尖锐，因而自然而然成为后代戏剧取材的宝库。
据傅惜华《元代杂剧全目》所载，取材于《史记》的剧目就有180多种。 据李长之统计，在现存132种元杂剧中，有16种采自《史记》的故事。其中包括《赵氏孤儿》这样的具有世界影响的名作。已经失传的类似作品，当然更多。到后来的京剧中，仍然有许多是取材于《史记》的，如众所周知的《霸王别姬》等。
宋元时期，随着中国戏剧的形成与成熟，《史记》的内容与艺术也影响到戏剧创作。例如宋元戏文有《赵氏孤儿报冤记》；元明杂剧有《冤报冤赵氏孤儿》（元·纪君祥）、《卓文君私奔相如》（明·朱权）、《灌将军使酒骂座记》（明·叶宪祖）；。明清传奇有《窃符记》、《易水歌》（清·徐沁）；地方戏及新编历史剧有《搜孤救孤》（京剧）、《卧薪尝胆》（汉剧越剧）、《和氏璧》（同州梆子）、《完璧归赵》（京剧）、《鸿门宴》（京剧 川剧汉剧 秦腔）、《萧何月下追韩信》（京剧 川剧 汉剧 秦腔）、《霸王别姬》（京剧）、《大风歌》（话剧）。
传记文学
在传记文学方面，由于《史记》的纪传体为后代史书所继承，由此产生了大量的历史人物传记。
虽然，后代史书的文学性显著不如《史记》，但其数量既浩如瀚海，如果将其中优秀传记提取出来，也是极为可观的。
此外，史传以外的别传、家传、墓志铭等各种形式的传记，也与《史记》所开创的传记文学传统有渊源关系。
版本
《史记》版本大致分出4系。
第一系为宋刻十行本。
第二系约有4种，分别为南宋绍兴年间杭州十四行刊本；南宋孝宗年间建阳刊本；南宋绍兴十年朱中奉刊十二行本；南宋绍兴年间淮南东路转运使司刻九行本。
第三系为集解索隐二家注本，现存2种，一种是南宋淳熙二年张杅刻本，一种则是南宋淳熙八年耿秉重刻张杅本。
第四系现存最早的是南宋乾道七年蔡梦弼刻二家注本，此后又分为2支。第一支较为简单：南宋庆元二年建阳黄善夫刊三家注本、元彭寅翁刻本、明廖铠刻本、明柯维熊刻本、明王延喆刻本、明秦藩刻本、清同治年间崇文书局覆刻王延喆刻本、清同治年间金陵书局刻张文虎校本。第二支较为复杂，这一支的起头是蒙古中统二年刻本，由中统本出的有明游明刻本、明建阳慎独斋刻本、明建宁官刊本以及元大德年间刻本。而从大德本又分出明南京国子监刻本和北京国子监刻本。而清乾隆四年武英殿刻本则从北监本出。
此外还有一系即明末汲古阁十七史本，此本为单集解本，据说源自宋刻，但具体底本不详，据此本重刻的则有清同治年间五局合刻二十四史本（金陵书局刻）。
名篇名句
十大名篇
梁启超指定的史记“十大名篇”分别是：
《史记》 中华书局版 “大江东去楚王流芳”——《项羽本纪》
“礼贤下士威服九州”——《信陵君列传》
“文武双雄英风伟概”——《廉颇蔺相如列传》
“功成不居不屈权贵”——《鲁仲连邹阳列传》
“旷世奇才悲凉收场”——《淮阴侯列传》
“官场显形栩栩如生”——《魏其武安侯列传》
“戎马一生终难封侯”——《李将军列传》
“汉匈和亲文化交融”——《匈奴列传》
“商道货殖安邦定国”——《货殖列传》
“史公记史千古传颂”——《太史公自序》
《史记志疑》(清朝·梁玉绳)
传世名句
项庄舞剑，意在沛公。《史记·项羽本纪》
人为刀俎，我为鱼肉。《史记·项羽本纪》
大行不顾细谨，大礼不辞小让。《史记·项羽本纪》
众口铄金，积毁销骨。《史记·张仪列传》
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史记·李将军列传》 《史记校正》 王叔岷失之毫厘，谬以千里。《史记·太史公自序》
匈奴未灭，无以家为。《史记·卫将军骠骑列传》
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史记·陈涉世家》
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哉。《史记·陈涉世家》
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史记·高祖本纪》
良药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史记·留侯世家》
不鸣则已，一鸣惊人；不飞则已，一飞冲天。《史记·滑稽列传》
智者千虑，必有一失；愚者千虑，必有一得。《史记·淮阴侯列传》
研究
“三家注”
宋元之后，《史记》的声望与日俱增，各家各派注释和评价《史记》的书也源源不断出现。其中最有影响的是俗称“三家注”的《史记集解》（刘宋时裴骃(裴松之子)注）、《史记索隐》（唐司马贞）、《史记正义》（唐张守节）。 《史记探源》(清朝·崔适)司马贞，字子正，唐河内（今沁阳）人。开元中官至朝散大夫，宏文馆学士，主管编纂、撰述和起草诏令等。唐代著名的史学家，著《史记索隐》三十卷，世号“小司马”。司马贞以《史记》旧注音义年远散失，乃采摭南朝宋徐广《史记音义》、裴骃《史记集解》、齐邹诞生《史记集注》、唐刘伯庄《史记音义》、《史记地名》等诸家的注文，参阅韦昭、贾逵、杜预、谯周等人的论著、间己见，撰成对后世很有影响的史学名著《史记索隐》，该书音义并重，注文翔实，对疏误缺略补正颇多，具有极高的史学研究价值。后世史学家誉称该书“价值在裴、张两家之上。”
研究专著
自宋朝以后，研究《史记》的著述增多，较有代表性的如清朝梁玉绳的《史记志疑》、崔适的《史记探源》、张森楷的《史记新校注》、日本学者泷川资言的《史记会注考证》，以及清朝赵翼的《廿二史札记》和王鸣盛《十七史商榷》的有关部分，都是重要的参考书籍。
张文虎著《校刊史记集解索隐正义札记》一书对《史记》的史文及注文进行了精审的校订。他根据钱泰吉的校本和他自己所见到的各种旧刻古本和时本，择善而从，兼采诸家，金陵局本就是经过他的校考之后刊行的。
自汉代至清代，《史记》的研究专著达101部，单篇论文1435篇，囊括了名物典章、地理沿革、文字校勘、音韵训诂、版本源流以及疏解、读法、评注等领域。方法是抄摄材料，排比引证，基本是微观的甲说乙说的“文献”研究。
日本学者泷川资言撰《史记会注考证》，《考证》资料比较详实。各种版本《史记》包括标点本多只附录三家注，《考证》则以金陵书局本为底本，引录三家注以来有关中日典籍约一百二十多种，其中国人著作一百零几种，日人著作二十几种，上起盛唐，下迄近代，别择缀辑于注文中，时加审辨说明，将一千二百年来诸家众说，以事串联，较为系统地介绍出来，大大节省搜检群书之劳，为研究者提供极大方便，显然比三家注优越。
清王鸣盛《十七史商榷》和清赵翼《廿二史札记》中有关前四史部分，清梁玉绳《史记志疑》，清郭嵩焘《史记札记》，清沈家本《史记琐言》，近人陈直《史记新证》。上述诸书中，清人之作以钱大昕、梁玉绳、郭嵩焘之作最为特出。近人陈直之作，则多取甲骨文、金文及秦汉权量、石刻、竹简、铜器、陶器之铭文印证《史记》，独辟蹊径，创获尤多。因所著《汉书新证》成书在前，《史记新证》稿中关于汉武帝以前西汉史之考证与之重复者，均已删去。汇集《史记》各家注释考订之作，有近人张森楷《史记新校注稿》，成书于二十年代，惜未定稿。1967年由杨家骆编纂整理，交由台湾中国学典馆筹备处印行，但文有残缺。南京图书馆收藏有张森楷《史记新斠注》稿本。
20世纪以来,司马迁与《史记》的学术研究队伍日益壮大，学者除了对司马迁生年、生平、家世和《史记》的名称、断限、体制、取材、篇章残缺与补窜、义例等具体问题的考证之外,更加扩展了《史记》的综合集成研究。历史唯物主义和历史进化论影响了一个世纪的学者，他们以文献为本,汲取本土考古学成果，结合西方史学学理与方法,考证精严，论断谨慎,逻辑分析严密，极大地推动了大陆《史记》从"史料学"到"《史记》学"的进展,突破性成果较多。例如王国维首用甲骨文、金文证明《史记》记载的三代历史为可信，从王国维与郭沫若同用汉简考证司马迁的生年到陈直的《史记新证》,都可看出考古文献得到了极大利用。而这一百年的考据研究主要集中于司马迁的行年、《史记》疑案、马班异同考论、《史记》与公羊学、《史记》三家注等领域。学者借鉴西方心理学、社会学、民族学、民俗学的学理，又带动了司马迁人格与社会、民族、民俗思想的更进一层研究。
工具书
有关《史记》的工具书，以《史记研究的资料和论文索引》最为有用。索引内容，包括版本、目录、题解、关于《史记》全书及各个部分的研究、司马迁生平事迹及其学术贡献的研究、稿本和未见传本目录、有关《史记》的非专门著作日录、唐宋元明笔记中有关《史记》的文字条目、外国研究论文和专著目录等，甚为详备。
此外，尚有哈佛燕京学社引得编纂处编的《史记及注释综合引得》，黄福銮《史记索引》、钟华《史记人名索引》、段书安《史记三家注引书索引》等书。其中黄福銮《史记索引》对查索《史记》中的人名、地名、事件、词汇及习俗语，最为有用。
辨析
有许多人以为说司马迁写了《史记》乃是班固的“发明”，此种说法大可存疑。
不错，班固及乃父班彪确实曾称司马迁之书为《史记》，但在班氏父子的辞典中，“史记”却是作为一个比较通用的名词而非专称出现的。
为了说明问题，不妨引几段《汉书》：
（1）《汉书·艺文志》：“与左丘明观其‘史记’，据行事，仍人道。”
（2）《汉书·司马迁传·赞》：“孔子因鲁‘史记’而作《春秋》。”
《汉书》系班固的苦心经营之作，上引两段话中出现的“史记”显然不是司马迁所写，这说明，“史记”一名在班氏父子那里还是个通称。
汉代以后至唐朝初年，官方修撰的史书中并无“经籍志”一栏，所以，对司马迁的那部巨著称史记，也称太史公书，对别的史书也称史记（历史记录之意），比如敦煌写本《贞男》称：“颜叔子，鲁人也……周时人，出‘史记’”，这里面的“史记”指的是《后汉书》的一条注。初唐人释玄应所撰的《一切经音义》卷八十一：“《史记》云：‘籀者，周时史官教国子学童之书……’”中的史记指的又是《汉书》。（详见《汉书·艺文志》）
把司马迁的作品正式定名为《史记》并赋予其官方权威色彩的是长孙无忌。
《隋书》乃系长孙无忌与魏征、于志宁、李淳风等人联合撰成的。书成时间为公元656年，该书经籍志记古今图书存佚及其源流，创立四部分类法，对后世目录学有深远影响。
《隋书·经籍志》上有这样一段话：“史记一百三十卷，目录一卷，汉中书令司马迁撰……汉书一百一十五卷，汉护军班固撰。”
将《史记》与《汉书》并列，在官修史书中出现，正式确立了《史记》的名称，从公元前二世纪到公元七世纪，相隔了将近一千年之后，司马迁才为自己的呕心沥血之作“争”来了一个正式的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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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帖最后由 阿突 于 2012-8-2 12:55 编辑
本体论
本体论可以指：
- 本体论 (哲学)，又称为存在论，是形而上学的一个基本分支。
- 本体工程，又称为本体论工程、本体论设计或本体设计，是计算机科学与信息科学方面的一个有关构建本体的方法和方法学的新兴领域。
- 本体论 (信息科学)，又称为“本体”，是对特定领域之中某套概念及其相互之间关系的形式化表达（formal representation）。
宗教哲学可以简略定义为：一门对于宗教现象及问题进行哲学思考的学问。这里所谓的“哲学思考”，更主要地是从方法或方**意义上讲的，意指：争论、分析、辩证推理、演绎推理、归纳推理等。
精神哲学
另开，这个比较详细
知觉哲学
中文维基暂无
自然哲学
自然哲学是现代自然科学的前身，主要是思考人面对的自然界的哲学问题。包括自然界和人的关系。人造自然和原生自然的关系。自然界的最基本规律等。这当中不少理论，都奠下了今时今日物理学的基石。不少近代的名人，如英国科学家牛顿、德国哲学家黑格尔都曾为自然哲学编写过著作。
[查看全文]本帖最后由 阿突 于 2012-8-2 14:03 编辑
一
世界没有唯一的图象，每一种图象代表着观测者与这个世界共同构成的系统。系统之间不能进行直接、对错比较。也就是说没有哪一种图象是这个世界的原本样子。在我们肉眼的视界，我们了解到尺是直的，它可以被我们用来丈量事物，但深入到微观尺度，它不过是一群物质点（或粒子、甚至更微观的称呼）的堆积。所谓尺不可能直，甚至也不可能连续。我们不能也不应该将这两种认识简单的加以比较，并进而判断谁是正确的。因此，可以说，现实生活或者学术范畴中存在的许多矛盾或者悖论都有可能是因为我们不恰当的将两个系统的图象进行了简单、直观的比较的结果。
二
量子理论的最大贡献在于它抛弃了人的习见和各种成规，直接了当的深入到了物质的内部，窥探到了物质世界还不被我们或难被我们所能掌握的图象和性质，它是人的心灵与物质巧妙结合的产物。遗憾的是我们不断地用我们所习见的规律来检验它，也就难免会产生一大堆错觉、矛盾、不可思意等等。
三
不论你信还是不信，物质的世界是可以被认识它的主体所影响，甚至重构的。我们习见的实在不过是我们感官世界与物质世界结合的产物，它并不是这个物质世界原初的图象。它应该是多面的、多质的。我们对它的利用取决于我们对它的看法和认识。实在和虚无只是我们与这个世界结合的两种形态，物质世界的多态、多质和我们人类思维的“狂放”，决定了我们会有无限的前途，因为我们会有无限的结合方式。
四
我们这个世界能够被我们感官所接受的时空观是牛顿的经典时空观,他假定了我们的世界是有限的,时间和空间是分立的.因而这种时空观很能够解释和描述我们感官所见识的事物.但他不能解释和描述我们所见识的一切.当我们所见无法被经典时空观解释和描述的时候,人们自然会想到是否是我们的基本观念出了问题,于是在经典时空观的基础上,人们假定时间和空间是彼此不可分的联系在一起,而且时间和空间也不可能有限.这就大大的扩展了我们对这个世界的认识范围,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时空观也就产生了.如果说经典时空观在我们感官范围内发挥作用,那么相对论的时空观只是希望向外延伸我们的感官,用我们的感官所见去推测和证实我们视界向外的遥远世界的事物,因此他们本质上是一种同类型的时空观,我们要了解和证实的事物都已包含在时空观之内,除此而外,他们不可能再给我们更多新的东西.
而对于量子的世界,所有的时空观念都一起失效,即便我们能够利用现有的知识去搭建一种模型去描述它,并且也能够得到一些为实在世界勉强接受的论证,但他永远也无法解释它所描述事物的性质,这就是爱因斯坦和薛定沃他们的悲剧,从我们实在世界的观念出发去认识和把握量子的世界注定无法了解量子的全部真相,我们所能描述的仅是量子世界与我们实在世界相交的部分,而量子的世界依然隐藏在我们实在世界的背后.我们能够探测它某一点位,但无法了解它的全部,更无法来把握它.
现在我们又试图从多的世界来理解他.描述它,但实质上仍然沿袭了时空观念的传统思路,这只是我们现有时空观念的反向或向多的扩展,他当然会给我们带来一些过去不知道的东西,但也注定无法完全把握量子的世界.
五
人的思维过程就是典型的量子态，大脑就是超级的量子计算机。人的思维虽然受时空因素影响，但绝不受时空因素的控制，而人的感官就没有这么幸运。大脑作为一台量子计算机，他的信息来源于两个方面：一是感官系统，他主要采集来自三维世界的信息；二是超感官系统，主要采集和产生三维世界之外的信息。超感官系统是大脑最原始的部分，他的性能主要取决于遗传和量子选择，而其作用的发挥一方面受限于感官系统的干绕，另一方面受限于个体后天的修养和主动的“禅误”。如果个体在上述两方面都得到正面激发，人的超感官系统就可能发挥超乎寻常的作用，使该个体成为这个世界真正的智者。
六
现代科学主要建立在以下三点之上：一是假设（基本的前提：如时空观）；二是逻辑（依靠数学工具、逻辑工具等进行推论演绎）；三是实验（包括观测等，被实验或观测的结果得到验证，我们一般就认为是科学的）。从理性的角度来看，建立在以上三点之上的科学实质上是不完备的，因为只要有假设存在（只要存在不证自明的公理），我们就有理由相信还可能存在另外的假设存在，而不同的假设虽然有时可以在某些层面上得出相同或近似的结论，但他们的体系已经完全变了，而且某种假设将在更高层次上覆盖了其他的假设。因此原有所谓的科学并不科学。这一点已经被过去科学发展的历史所证明。
现代科学的另一项追求就是“统一性”问题。大多数科学家都相信万物的运行都是有规律的，而且这些规律都服从一个类似于“上帝”创造的规律，并且都孜孜不倦地予以追求，最典型的就是爱因斯坦，但是他没能成功，现在霍金正在做这件事，他认为一切规律都来源于宇宙大爆炸的那一刻，他看似找到了哪个万能的规律，但是哪个爆炸的宇宙只不过又是一个新的假定而已，只不过这个假定比其他的假定要高明一些，层次更高一些而已。虽然现在有观测的证据支持这一观点，但是应该清楚的是，爆炸现象是我们这个物质世界普遍存在的现象，谁又能证明那个用来支持霍金理论的宇宙辐射背景的爆炸迹象真来自于宇宙爆炸的那一刻呢，他会不会只是我们这个感官世界有限范围内某一刻爆炸所产生的辐射背景呢。在我们能够感觉、能够观测的世界范围之外，在大爆炸发生的前一刻的世界到底是什么样子，谁又能说的清楚。因此霍金的理论只会使我们人类高兴一正阵子，当更高层次的假设创立的时候，霍金的理论不过仅是一个特例而已，一个我们这个世界的近似理论而已。
因此，我们的科学还是不可能科学。这样说，我们并不是不相信科学。当今的科学虽然带有某种近似的性质，但对于我们这个世界还是十分管用的，也就是说他已经近似得可以了，这种近似他并没有从根本上妨碍我们对他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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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日·大·作·战~
国学与哲学版块日常活动第三期
【前言】感谢诸位观众老爷捧场，这里是国哲版第三期日常活动。
那个，虽然参与的人不多，但是绝大多数人都在帖子中认真思考了
并且还在我的诘问之下从容对答，着实可敬。
希望在这一期也能让大家愉悦地动脑。
【具体要求】
1.题目只有简答题，有四个，可选其中任意数目的题目回答。
2.每个题目的答案需超过250字。若超过500字，可考虑独立成帖并贴上链接。
3.可先占楼，但记得日后补上。
4.记得标题号，可以参考之前同学的回答，有引用的记得用引用框。
5.本帖禁水，多用点评。
6.发糖规则如下：
——答得一般：20/题
——论述有力有理：30/题+宅贡献
——有理有力，旁引博证，深入浅出：30/题+宅贡献+技能点
（不设上限）
活动截止至8.1为止
【这里是题目】
1.人，每一个人，都是渺小的存在，在世界之下，以人类之名。于是，我们每一个人都不得不卷入命运的洪流，挣扎、痛苦、欢笑、稍纵即逝。命运为何？在那斗转星移的时空里，人类仰望星空寻求答案。人，是否生而注定？我们所做的一切是否只是徒然？就连我们对于命运的抗争说不定也早就是命运定下的伏笔。正如Alcor所说，如果，命运一开始就是注定的，那么，为何人类还会总结出自由意志出来。
（《恶魔幸存者2》）
2.机器人可能拥有自由意志么？为什么？（《攻壳机动队》）
3.《刀剑神域》引发的经典问题。如果桐人被送到网游世界的同时，就被删去了有关现实世界的记忆的话——
你如何担保自己不处在一个类似的情况？为什么？（《刀剑神域》）
4.压轴题。
——《高达w》骚年们，别以为答完就算了哦，我还会继续追问的，恩。
祝大家假期愉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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咦 这个远古的坑俺又想起来填了呢 没人表扬俺么【←谁理你
上次说到哪里了记不清楚了(￣▽￣") 就开新的话题吧【喂！(#`O′)
回归正题，话说之前的帖子简单的说的唐诗的体裁神马的，不过要是想真正的了解唐诗的发展还是按照其发展的顺序来看比较好的说，从文学史的角度来看呢，唐诗的发展分为4个阶段 初唐 盛唐 中唐 和 晚唐， 每个阶段都有每个阶段的特点（这是废话）
那么这里就先从初唐说起吧@@5!!
从时间上来说，从唐高祖武德元年（618年）~到~唐玄宗开元初年（713年）这一百年属于初唐。 初唐是一个改良的阶段，窝萌还可以更细节的把他分别看成前50年和后50年。前50年的特点是基本沿袭了齐梁浮华文风，另一个比较显著的特点是文坛中充斥了文臣诗人的“宫体诗”和“应制诗”。代表人物有虞世南、魏征、房玄龄、上官仪、沈佺期、宋之问、以及号称“文章四友”的李峤、苏味道、崔融、杜审言等等。他们的诗歌成就虽然比不上盛唐诗人，但一开始便使诗歌处于主流文学地位，为诗歌繁荣打下了基础。
※ 宫体诗：指以南朝梁简文帝为太子时的东宫，以及陈后主、隋炀帝、唐太宗等几个宫廷为中心的诗歌。“宫体”既指一种描写宫廷生活的诗体，又指在宫廷所形成的一种诗风，始于简文帝萧纲。萧纲为太子时，常与文人墨客在东宫相互唱和。其内容多是宫廷生活及男女私情，形式上则追求词藻靡丽，时称“宫体”。后来因称艳情诗为宫体诗。
※ 应制诗： 指的是封建时代臣僚奉皇帝所作、所和的诗。唐以后大都为五言六韵或八韵的排律。内容多为歌功颂德，少数也陈述一些对皇帝的期望。应制诗包括两类：宫廷游宴的应制诗和科举考试的省试诗。
然后后50年呢当然又有另外的特点，比如说在这50年里唐诗逐渐有了摆脱了“连篇累牍,不出月露之形,积案盈箱,唯是风云之状”，并且逐渐形成了自己独有的风格与气韵，写景、抒情、怀古、忧思、惜时等母题定型。代表人物有窝萌都知道的“初唐四杰”的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他们的文学成就虽然比不上盛唐诗人，但在反对病态的唯美主义诗风、使诗歌从文臣走向民间等方面做出了巨大贡献。
※ 四杰齐名,原指其诗文而主要指骈文和赋而言。《旧唐书·杨炯传》记张说与崔融对杨炯自说“愧在卢前,耻居王后”的评论,《旧唐书·裴行俭传》说他们“并以文章见称”等，所说皆指文。《朝野佥载》卷六记“世称王杨卢骆”后,即论杨炯、骆宾王之“文”为“点鬼簿”、“算博士”,所引例证为一文一诗,则四杰齐名亦兼指诗文。后遂主要用以评其诗。杜甫《戏为六绝句》有“王杨卢骆当时体”句，一般即认为指他们的诗歌而言；但也有认为指文，如清代宗廷辅《古今论诗绝句》谓“此首论四六”；或认为兼指诗文，如刘克庄《后村诗话·续集》论此首时，举赋、檄、诗等为例。四杰名次,亦记载不一。宋之问《祭杜学士审言文》说，唐开国后“复有王杨卢骆”，并以此次序论列诸人，为现所知最早的材料。张说《赠太尉裴公神道碑》称：“在选曹，见骆宾王、卢照邻、王勃、杨炯”，则以骆为首。杜甫诗句“王杨卢骆当时体”，一本作“杨王卢骆”；《旧唐书·裴行俭传》亦以杨王卢骆为序。四杰的诗文虽未脱齐梁以来绮丽余习，但已初步扭转文学风气。王勃明确反对当时“上官体”，“思革其弊”，得到卢照邻等人的支持(杨炯《王勃集序》)。他们的诗歌，从宫廷走向人生，题材较为广泛，风格也较清俊。卢、骆的七言歌行趋向辞赋化,气势稍壮;王、杨的五言律绝开始规范化，音调铿锵。骈文也在词采赡富中寓有灵活生动之气。陆时雍《诗镜总论》说“王勃高华,杨炯雄厚,照邻清藻，宾王坦易，子安其最杰乎？调入初唐，时带六朝锦色。”四杰正是初唐文坛上新旧过渡时期的人物。
随后，继“初唐四杰”，张若虚以一首《春江花月夜》独步千古，陈子昂高唱着《登幽州台歌》奏响了盛唐第一乐章。他们的诗歌标志着唐诗的独具风韵开始形成。
让窝萌来欣赏一下初唐的诗歌吧w
| 春江花月夜 | 张若虚 | 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 | 滟滟随波千万里，何处春江无月明! | 江流宛转绕芳甸 ，月照花林皆似霰; | 空里流霜不觉飞，汀上白沙看不见。 | 江天一色无纤尘，皎皎空中孤月轮。 | 江畔何人初见月?江月何年初照人？ | 人生代代无穷已，江月年年只相似。 | 不知江月待何人，但见长江送流水。 | 白云一片去悠悠，青枫浦上不胜愁。 | 谁家今夜扁舟子？何处相思明月楼？ | 可怜楼上月徘徊，应照离人妆镜台。 | 玉户帘中卷不去，捣衣砧上拂还来。 | 此时相望不相闻，愿逐月华流照君。 | 鸿雁长飞光不度，鱼龙潜跃水成文。 | 昨夜闲潭梦落花，可怜春半不还家。 | 江水流春去欲尽，江潭落月复西斜。 | 斜月沉沉藏海雾，碣石潇湘无限路。 | 不知乘月几人归，落月摇情满江树。 |
| 登幽州台歌陈子昂 | 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 | 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 |
| 送杜少府之任蜀州 | 王勃 | 城阙辅三秦， 峰烟望五津。 | 与君离别意， 同是宦游人。 | 海内存知己， 天涯若比邻。 | 无为在岐路， 儿女共沾巾。 |
窝萌可以看出初唐的诗歌很多都能表现出诗人对人生意义的追求，诗歌表现出的丰富多彩的社会生活景象和自信达观的内心思想也预示着太平盛世要来啦。那么下次盛唐继续 w
[查看全文]本帖最后由 灼热的喵子 于 2013-6-15 04:56 编辑
国学与哲学版块日常活动第二期
【前言】期末考忙死我了……
写了五篇论文了还有两篇，另外还有一堆其他的杂七杂八的事。
不过想到暑假就要来了，心情多少也好了一点。
【具体要求】
1.题目只有简答题，有四个，可选其中任意数目的题目回答。
2.每个题目的答案需超过250字。若超过500字，可考虑独立成帖并贴上链接。
3.可先占楼，但记得日后补上。
4.记得标题号，可以参考之前同学的回答，有引用的记得用引用框。
5.本帖禁水，多用点评。
6.发糖规则如下：
——答得一般：20/题
——论述有力有理：30/题+宅贡献
——有理有力，旁引博证，深入浅出：30/题+宅贡献+技能点
（不设上限）
【这里是题目】
1.类似师生恋这样的爱情是正当的吗？为什么？（《言叶之庭》及其他一些代表作）
1.5或者，更进一步的说，《沙耶之歌》里男主角和沙耶的感情是不是爱情？如果是的话，这种爱情是正当的吗？为什么？（《沙耶之歌》）
3.如果你是动画/漫画里的政府高官，你会为幸存的人类制定怎样的政策？为什么？进一步问，这种制度是正义的吗？（《进击的巨人》）（提示：对外、对内、兵役、经济……想得到的方面都能畅所欲言。不必太详细，但可以笼统地说出自己的想法。）
4.《空之境界·矛盾螺旋》里有这样一段情节：
出现在庭园的魔术师仰望夜空时，他看见从十楼跳下来的两仪式。这个对手……在魔术师从公寓连接空间移动到庭园的瞬间，毫不犹豫地从十楼走到廊跳了下来。他实在无法理解她拥有何种信念才会这么做，但他也不可能理解的。
就算真的预知到魔术师会出现在庭园，但谁会想到从十楼跳下来。
那已经是超越无谋，可算是奇迹之类的事了。
从十楼这样瞄准一个人跳下去？那和从十楼丢一根针，然后命中目标有何不同。
但即使如此，这个对手还是毫不犹豫地跳了下来。明明魔术师的身影还留在十楼，她仍朝不存在庭园里的荒耶宗莲跳了下去。
然后，在魔术师出现的瞬间砍断了他。
——根据蘑菇在之前的暗示，我们有理由推测：两仪式在这里之所以会有主角光环，是因为她被抑止力选中了。而所谓抑止力，其实可以看做是某种主宰人类命运的力量。
我们知道黑格尔也有类似的想法，他认为英雄人物在某种程度上是绝对精神的展现——了解了这一点，我们便毫不奇怪为什么他会称拿破仑为“马背上的绝对精神”了。
现在问题来了：你相信有某种主宰人类历史的力量吗？为什么？英雄和这种力量有关系吗？为什么？
【截止日期】
7月15日
[查看全文]少年们，别以为答完就算了~我有空的时候会就你们的答题内容一一追问的哟~
当然，如果针对我的追问能展现出令人满意的思维能力，那么还会追加发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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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西子@佑清-.@ㄗòsら啵~@甚没钱@白兔软糖@1Ive1@威尔士的冬天@OOOOO@六纸闲人@zqi1992@阿洛的狐狸@橘たちばな@尉迟辰@NCarrot @guichong@wyxwyx2@倫家小跟班@二次元才是日常@dlsdyc @moy@阿突
……原来艾特人名字后面要加空格么→_→ 真是失策。
@dlsdyc 少女帮我叫人。。我的朋友很少